水戶藩邸
德川慶喜1837年9月29日出生於江戶小石川的水戶藩邸。因在男孩中排行老七，故起名爲七郎。其父德川齊昭諸事異風，認爲華麗輕挑的江戶風土不利於養成質樸豪俠的男子氣骨，故此在七郎還不到一歲時就將其送回藩地水戶撫養。後來又請會澤正志齋和青山延光做七郎的老師。會澤是被視爲尊王攘夷論經典著作之——《新論》一書的作者，青山則是藩校“弘道館”的主任教授、史局“彰考館”的總裁。兩人將水戶的學問與藩風向七郎進行了徹底的灌輸。德川齊昭還認爲大名的子弟應比普通武土更加剛武強健，所以督教極嚴。有一次他看到七郎睡相不雅，馬上命侍從在其枕頭兩側各豎起一面剃刀，以迫其糾正。
諸子之中，德川齊昭最爲賞識七郎。當時大名子弟中除嫡長子被立爲世子外，庶子一般多以養子身分人繼他藩。七郎五歲那一年，“御三家”中勢力最大的紀州家因嗣子缺位前來請求養子。當謀士藤田東湖向齊昭徵詢入選意見時，齊昭表示:性情柔和的五郎較爲合適，七郎要作爲世子的侯補留在本藩。當時長子鶴千代早已被立爲世子，老謀深算的齊昭以侯補的名義留下七郎，似乎不僅僅只是着眼於此，當另有所寄。
入繼一橋
1847年8月1日，幕府老中(幕閣首班)阿部正弘向水戶藩傳達了第十二代將軍德川家慶的“臺命”:着令七郎以養子的身分人嗣一橋家，繼承一橋藩的事業。一橋家與田安家、清水家合稱“御三卿”，是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分封他的三個兒子而成的親藩。從血緣關係來看，“御三卿”遠比“御三家”更近，故在將軍嗣子遞補的順序中處於更爲優先的位置。而一橋家則爲“御三卿”之首。第十一代將軍家齊、第十二代將軍家慶均出自一橋家，家慶的次男慶昌又曾人繼一橋家爲養子，更加深了一橋家與幕府的淵源關係。對七郎來說，人嗣一橋家無異於登龍門，使將來繼承將軍之位的機會陡增。
德川家慶之所以選定七郎入繼一橋家，是有其深謀遠慮的。家慶雖育有二十九個子女，但多早年夭折，長大成人的只有家定。而家定也體弱多病，恐難爲長久之計。七郎聰明英俊，家慶對此早有所聞。而且家慶的夫人來自皇族有棲川家，與七郎的生母同出一門，兩人爲姊妹關係。一旦將來家定有事，七郎即可人而代之，是爲家慶的伏筆所在。
對七郎出繼一橋家之事，幕府有人頗多微詞。除與其他諸家相比血脈較遠外，其中的主要原因還是自水戶二代德川光國以來，水戶家即被視爲尊王思想的淵數，七郎之父德川齊昭更是傲岸矯激。但將軍家慶對七郎情有所鍾，不爲所動。
1847年10月5日，七郎入江戶謁見將軍德川家慶。12月1日，易服行禮，得賜家慶的“慶”字，更名爲一橋慶喜，授從三品、左近衛中將，稱刑部卿，成爲一橋家的當主。這一年慶喜十一歲。事情的進展正如同德川齊昭所期待的那樣。
繼嗣之爭
1853年6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裏率四艘軍艦闖人江戶灣，以武力脅迫日本通商開國給長期鎖國的日本帶來極大的衝擊，國中攘夷呼聲驟起，反對幕府妥協讓步的外交路線。這兩股勢力的論戰與摩擦，構成幕末政治風雲的核心。值此天下騷然之際，德川家慶病死，其子家定繼任爲第十三代將軍。家定年已三十，雖兩度娶妻，但未有子嗣。從其虛弱的身體狀況來看，將來也不可能生育後代。於是，次代將軍的人選問題就浮上議事日程。當時，“御三家”和“御三卿”中，較爲合適的侯補者有兩個:一個是紀州藩主德川慶福，另一個就是一橋慶喜。慶福是第十一代將軍家齊之孫、現將軍家走的堂兄弟，從血緣上來看，慶福佔有優勢。若在承平之年，立慶福爲將軍後嗣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在局勢動盪的幕末，一個只有八歲的孩子(慶福)顯然難以承擔時局賦予的重任;而以英明俊敏著稱的慶喜已年逾十七，正是可以從此大顯身手的時候。
幕閣老中阿部正弘、薩摩(今鹿兒島)藩主島津齊彬、越前(今福井)藩主鬆平春嶽、宇和島(今愛媛)藩主伊達宗城等人從大局出發，認爲當此多事之秋，應重才能、輕血統，主張迎立一橋慶喜，是爲“一橋派”。但將軍家定的生母本壽院夫人對此極力反對，認爲這是水戶齊昭妄圖劫奪政權的陰謀，聲言若立慶喜爲嗣，將以自殺相抗。與其相呼應，以水野忠央爲首的紀州藩勢力也掀起擁立慶福的運動，是爲“南紀派“。雙方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奇妙的是，身處權力爭奪漩渦之中的慶喜本人，似乎對將軍的職位興趣不大。
爲了達到立慶喜爲嗣的目的，島津齊彬不惜將女兒嫁給將軍家定，以期藉此影響其取捨。但在此問題，本壽院夫人具有更大的影響力。1857年夏，慶喜的有力支持者、開明的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病死，幕府的政策日趨保守。翌年4月，彥根(今滋賀)藩主井伊直弼出任老中。井伊同本壽院夫人聯手，於6月25日宣佈立紀州慶福爲將軍後嗣。“一橋派”徹底失敗。
就在雙方圍繞人嗣問題進行激烈鬥爭時，世事也在發生着激烈的變化。1854年，培裏率艦隊第二次來航，強迫日本締結了((日美和親條約》。隨後，俄、英、荷等國也相繼對日本提出不平等要求。在列強的威脅下，日本一步步被迫走向開國。1859年6月，井伊直弼在未獲得天皇救許的情況下同美國總領事哈里斯簽署了《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按照水戶學的理論，天皇爲國家之主，幕府將軍只不過是受天皇委託、代行政治職能的。聞知井伊擅自簽約，一橋慶喜拍案而起，面責井伊。二十二歲的慶喜在政治舞臺上邁出了積極的第一步。老奸巨猾的井伊直弼當時不與慶喜當面交鋒，其後卻驟興大獄，嚴厲懲罰反對派。一橋慶喜等人受到禁閉處分，不少同時提出異議的藩士或被砍頭、或遭流放。這樣，繼嗣擁立與尊王攘夷交織在一起，形勢朝着對慶喜不利的方向發展。1859年7月，將軍家定死去。立嗣鬥爭中的勝者、十二歲的慶福改名爲家茂，繼任爲第十四代將軍。這時的慶喜似乎已與將軍無緣了。
將軍後見職
井伊直弼的殘酷彈壓，激怒了水戶藩的武士。他們於1860年3月3日在江戶櫻田門外設伏、刺殺了井伊。此後，控制幕府大政的老中安藤信正試圖彌合與京都朝廷的分歧，致力於公(朝廷)武(幕府)合體運動，策劃將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宮下嫁將軍家茂。但這一政治婚姻受到尊王攘夷論者的非難。1862年1月，安藤信正遇刺受傷，被迫辭職。是年4月，一橋慶喜的禁閉處分被解除，與人會面和書信往來的自由得以恢復。但已領略政海風險的慶喜並沒有輕舉妄動，只是默默地注視着局勢的發展。
這時，德川齊昭業已離世，人們逐漸把政治視線集中到了攘夷大本營—水戶出身的一橋慶喜身上，將之視爲救世之主，認爲只有他才能驅除夷敵，挽大廈於將傾。對於尚無任何政治成就的慶喜的這種過大評價與期待，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寄託了亂世之中人們的一種幻想。世間的這種輿論似乎也影響到了京都朝廷。1862年7月，天皇的救使大原重德來到江戶幕府，傳達了天皇的“睿慮”:任命一橋慶喜爲將軍後見職(將軍輔佐)、鬆平春嶽爲政事總裁職，主持幕府事務。儘管這一人事安排的背後能看到薩摩藩島津久光(島津齊彬之弟)的強力身影，但朝廷置緣幕府人事是前所未聞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幕府權威的失墜。
一橋慶喜上任後同鬆平春嶽聯手，在橫井小楠的策劃下進行改革，以圖刷新幕政。主要內容有:1、緩和參勤交替制。廢除大名必須在江戶、封地逐年輪住的舊制，改爲每三年到江戶朝覷一次，且每次只有三個月。2、改革軍制。參照法國軍制重編步、騎、炮兵，並從荷蘭採購軍艦，振興軍備;同時派遣人材留學海外，研習近代軍事思想。3、設置京都守護職。當時的京都聚集了一批以“尊王攘夷”爲口號的下級武士、浪人，他們以“天誅”爲名濫行殺戮，使京都陷於無秩序狀態。慶喜新任會津(今福島)藩主鬆平容保爲京都守護職，率精兵一千赴京，控制住局勢;並藉此牽制朝廷的動向。4、改革學制。設置“藩書調所”(今東京大學前身)，培養外交和西學人材。以上措施強化了慶喜在幕府中的權力基礎。此時的京都，尊王攘夷的呼聲甚囂塵上。1862年10月，朝廷的攘夷督促救使三條實美來到江戶，要求幕府立即行動起來，實行攘夷。曾持攘夷論的會澤正志齋則上書《時務策》，力勸慶喜認清時局、實行開國。慶喜本身對照相機、洋式馬鞍等舶來品極爲喜好，堪稱“洋癖家”，是隱然的開國論者。故此對朝廷的攘夷命令不以爲然，甚至打算到京都去說服朝廷。但被政事總裁職鬆平春嶽所制止。孝明天皇與西南雄藩均鐵心攘夷，民衆輿論更是一邊倒，若於此時貿然以開國論相擷抗，只能落下惡名，難以收場。所以鬆平春嶽主張先向朝廷表明攘夷的立場，然後再徐謀他策。這樣，幕府承諾朝廷實行攘夷，並約定將軍近期赴京，共商大計。
1863年1月，將軍後見職一橋慶喜先期入京。攘夷派浪人將人頭放在慶喜住宿的東願寺門前，進行威逼與恐嚇。3月，將軍家茂進京，又有浪人將京西等持院內足立尊氏、義診、義滿三代將軍木像的頭部砍下，擺在三條大橋，予以恫嚇。力主攘夷的長州藩(今山口)與朝廷內的三條實美等相串聯，策劃利用4月11日天皇行幸石清水八蟠宮的機會，舉行向將軍授以“節刀”的儀式。“節刀”之禮本來自中國，奈良時代將軍出征之際，總是由天皇下賜”節刀”，以示承命征伐。平安末期已被廢除。這時重開此舉，旨在向幕府施壓:若承受“節刀”而不攘夷，則天下人可以違救之罪鳴鼓而攻之。慶喜看破此棋，勸說將軍家茂僞稱生病，迴避此行。被迫以代理身份隨伴天皇的慶喜，則趁夜間在八蟠宮山麓休息之機藉口腹痛遁走，終使授與“節刀”的計謀化爲泡影。
但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朝廷步步進逼，要求幕府定下明確的攘夷日期。否則不放將軍回江戶。4月20日，陷於窮地的慶喜只得以將軍家茂的名義將實行攘夷的日期定在5月10日。4月22日，朝廷將此日期通知在京諸大名。既然明知攘夷不可而又不得不爲之，慶喜只得虛晃一槍。但以區區二十天的時間做攘夷諸種準備，未免近於荒唐。5月8日方得以回到江戶的慶喜於次日召集幕閣會議，宣佈將從明天開始實行攘夷。除強調日方決不首啓戰事外，其他具體措施概未涉及。5月14日，慶喜向朝廷提出辭去將軍後見職的辭呈。此事出乎朝廷意料，當今之世能夠統率羣藩、抗禦外夷的，除去慶喜之外別無他人，遂連發特使予以挽留;本來不喜歡慶喜的幕府閣老們也苦苦相勸。此時的一橋慶喜如同一隻被趕上架的鴨子，己無抽身的餘地，只有硬着頭皮步人攘夷之路。5月10日，長州藩炮擊通過馬關(今下關)海峽的美國商船和法、荷軍艦，拉開了攘夷戰爭的帷幕。
十五代將軍
這一時期的京都堪稱陰謀之都，各種勢力分化組合、折衝樽俎。攘夷過激派長州藩的舉動，逐漸引發了薩摩諸藩的不安。薩摩藩島津齊彬死後，由其異母弟島津久光以藩主忠義父親的身份主持藩政。1862年8月，自江戶回藩途中的島津久光一行於橫濱附近的生麥村與騎馬郊遊的英國人發生衝突，由此引發了薩英之戰。此戰雖使薩摩藩在攘夷浪潮中聲名鵲起，但島津久光也意識到以現有的國力攘夷是不可能的。以此戰爲契機，薩摩藩轉而實行對英接近的方針，主張開國。
爲同以長州藩爲首的尊攘勢力相對抗，薩摩藩與在京擁有重兵的會津藩(當時會津藩主鬆平容保擔任京都守護職)聯手，會同中川宮親王，以“清君側”爲名於1863年8月18日發動政變，掃除了京都內的長州藩勢力。朝廷激進派三條實美等七公卿被迫流亡長州。“8·18政變”後，新形成的“參豫會議”擔當起議論國政的角色。這是一個由幕府與雄藩組成的聯合機構，構成人員有將軍後見職一橋慶喜、薩摩藩主之父島津久光、越前藩主鬆平春嶽、土佐(今高知)藩主山內豐信、宇和島藩主伊達宗城、京都守護職、會津藩主鬆平容保。諸藩主在此前的將軍繼嗣問題上多屬舊“一橋派”，同慶喜極有淵源。但此時的慶喜已非昔日的慶喜，以其幕府代言人的身份，所處立場也就頗爲微妙。
圍繞着開國還是鎖國的問題，“參豫會議”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島津久光等人主張開國，屬多數派。慶喜日益傾向於鎖國論。後來慶喜在其晚年的談話集《昔夢會筆記》中談及此事時說:“此前曾屈服於長州藩的攘夷壓力，這次若再視薩摩藩的馬首是瞻，未免顯得幕府也太無主見了。”如何維持幕府的威望，成爲這一時期慶喜的行動指針。雙方的分歧越來越大，1864年2月16日的“參豫會議”中，慶喜終於撕破臉皮，對島津久光、鬆平春嶽、伊達宗城三人破口大罵。事已至此，“參豫會議”也就無法繼續下去了。幕府與薩摩藩的對立表面化。3月，慶喜辭去將軍後見職的職務，就任新設的“禁裏守衛總督”和“攝海防禦指揮使”意圖是要把朝廷所在的京都緊緊地控制在自己的手裏。6月5日，京都守護職所屬的“新選組”突襲旅館池田屋，將在此聚會的二十餘名長州藩攘夷派武士盡數捕殺。原本對慶喜只在口頭上表示攘夷心存不滿的攘夷派憤然宣佈將慶喜列爲“天誅”的目標。十天之後，慶喜的親信平岡圓四郎被人暗殺，成了第一個犧牲品。這時，攘夷與否已蛻化爲一種旗號，對權力的爭奪纔是問題的中心所在。
“8·18政變”中落北的長州藩本來就心懷怨氣，聞知池田屋事件的急報後更是怒不可遏，遂揮兵入京，與幕府在御所蛤御門一帶展開激戰。史稱“禁門之變”。初次參加實戰的一橋慶喜大出風頭，指揮會津等藩的軍隊擊敗長州兵;並借勝利餘威，求得救令，欲遠征長州。這時正值爲報復去年長州藩攻擊美國等國船隻事件，英、法、美、荷四國艦隊炮擊馬關，長州處於內外受敵的苦境，只得彈壓藩內尊攘派，逼率隊犯京的三名家老自殺謝罪，對幕府採取恭順的態度。四國艦隊的猛烈炮火令長州醒悟到今日之天下“已非復攘夷”、而應趨向於開國。以高杉晉作、木戶孝允爲首的革新派取得藩政的主導權後，認識到樹立統一的國家權力纔是實現開國自強的前提條件，藩論由尊王攘夷轉爲勤王倒幕。
一橋慶喜爲鞏固自己和幕府的地位，於1866年6月再次宣佈征討長州。但此時的幕府已日益弱體化，持開國論的薩摩藩不僅拒絕幕府的出兵要求，反而暗中支持長州。後在土佐藩出身的阪本龍馬等人的斡旋下，薩摩藩與長州藩祕密結盟，確定共同倒幕的立場。第二次徵長戰事並未象慶喜所期待的那樣順利展開，幕府方面軍隊屢屢失利。7月20日，二十一歲的將軍德川家茂病死於徵長指揮部所在的大阪城。以此爲由，慶喜下令中止了徵長戰爭。
對慶喜向無好感的德川家茂曾留下遺言，指定”御二卿”中田安家的龜之助做他的繼承人。但此時的龜之助只有3歲，值此內優外患之際，顯然難以承擔重任。無奈，幕閣只能謀求有關大名的支持，提出擁立一橋慶喜。慶喜最初堅辭不就。後在提出改革弊政的條件得以滿足後，才於1886年12月5日易名爲德力，慶喜，正式就任幕府第十五代將軍。
大政奉還
德川慶喜爲擺脫困境，在法國公使羅歇爾的指導下，對幕政進行重大改革:1、軍事上廢除舊制度，徵募農民、市民組建新式步兵;聘用法國軍事教官團，開辦軍官學校，着手建立近代常備軍。並以蝦夷地(今北海道)的礦山作擔保，向法國借款六百萬美元，以購買軍艦、武器。2、政治上改革老中制度，分幕府爲國內事務、會計、外國事務、陸軍、海軍五局，各老中分掌一局，由首席老中統轄全國政務，以期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政府機構。3、經濟上設立與法國合辦的公司，建造鐵道，開發礦山，賦課新稅。這些改革措施因幕府很快崩潰而未及全面實施，但其中大部分被後來的明治政府所採納，可見還是部分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只是此時的幕府體制早已病人膏盲，回天乏術了。
時局的變化往往出人意料，德川慶喜繼任爲將軍十天之後，孝明天皇突然病死。孝明天皇雖主張攘夷，但不支持倒幕，故此持開國論的倒幕派對他的存在還是有所顧忌的。孝明天皇的死，使得形勢非常有利於倒幕派。1867年1月9日，十五歲的睦仁親王即位，是爲明治天皇。以巖倉具視爲首的宮廷倒幕派控制幼帝，四處活動，同以長州藩的木戶孝允、薩摩藩的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爲首的薩長倒幕派遙相呼應。
爲調和幕府與倒幕派之間一觸即發的緊張關係，以土佐藩主山內豐信及其親信後藤象二郎爲代表的妥協派，提出了一項與武裝倒幕相對立的“大政奉還”的方案。“大政奉還”構想的肇始者實際上是阪本龍馬。1867年6月，阪本曾向後藤提出建立新國家的八條基本方針，即“船中八策”。“大政奉還”就是“船中八策”的第一條。後藤接過這個方案後又揉人自己的想法，主張幕府將軍把現有的統治權名義上奉還天皇，而在天皇之下設立一個由將軍擔任議長的“大名會議”來掌握實權。以“大名會議”爲上院，另從各藩選拔有識之士組成下院，用類似歐美的議會形式來運行國政。山內對此頗爲欣賞，認爲既可促使德川慶喜奉還政權，又可將其從危亡中挽救出來，堪稱恩義兩全。而在德川慶喜看來，將眼下的幕朝兩元政體一元化，自己高居兩院首席，控制大權，亦不失爲良策。這時，倒幕派也在緊鑼密鼓地準備着。1867年9月，薩、長兩藩簽署了共同出兵盟約。後藝州藩(今廣島)也加入進來。or月14日清晨，巖倉具視以天皇的名義向薩、長兩藩下達了“珍戮賊臣慶喜”的“討幕密詔”。
德川慶喜覺察到倒幕派的企圖，先發制人，於同一天上奏朝廷，請求將政權“奉還”給天皇。翌日，朝廷批准了慶喜的請求。倒幕派得知這一消息後，不由得捶胸頓足。德川慶喜的“大政奉還”使他們失去了舉兵的藉口。這時的形勢一片混亂，各種臆測紛飛，諸大名多采取觀望的態度。幕府老中鬆平乘漠等開始在京都集結軍隊，試圖以武力繼續維持政權。但巖倉具視已識破慶喜大政奉還背後的意圖，倒幕決心並未動搖。n月4日，巖倉具視祕密上奏(王政復古議》意見書，請求朝廷下達討幕詔書。到11月底，薩摩、長州、藝州三藩的大軍陸續集結於京阪地區，擺開了與幕府決戰的陣式。12月9日，巖倉具視等晉見天皇，奏請實行“王政復古大策”;同時西鄉隆盛指揮軍隊包圍御所，發動宮廷政變。當天下午，以天皇的名義召開了由皇族、公卿、大名和武士參加的御前會議，發佈《王政復古大號令》。當夜，又在小御所召開三職會議，責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
12月10日，鬆平春嶽等來到將軍駐樺的二條城，向德川慶喜傳達了小御所會議的決定。德川慶喜以城中人心動搖爲由，表示不能接收。當天晚上，長州藩的先遣部隊開進京都，倒幕派聲勢大振。德川慶喜遂於13日離開已處於劣勢的京都，退往大阪城。在法國的授意下，德川慶喜外交方面也作了安排，向英、法等六國宣佈遵守所簽訂的條約，試圖使外國承認幕府政權的正統性。同時還上書朝廷，以自己爲“正”、稱倒幕派爲“奸”，要求天皇“清君側”。以山內豐信爲代表的公武合體派也積極活動，逼巖倉讓步。形勢似乎又出現了轉機。
此前，倒幕派爲徹底推翻幕府，曾派浪人潛人江戶，擾亂秩序，以逼使對方率先挑起戰端。聚集於江戶薩摩藩邸的浪人們數十人一夥，四處襲擊豪家、劫奪錢財、散佈謠言。12月25日忍無可忍的幕府一方終於放火燒燬了薩摩藩邸。消息傳至大阪後，幕府方面軍隊士氣大振，急欲一戰。在此形勢推動下，德川慶喜於1868年1月1日發佈“討薩表”。3日，以會津、桑名兩藩爲先鋒的幕府方面軍隊從大阪向京都發動攻擊，同薩摩、長州兩藩爲主力的倒幕派軍隊在京都南郊的鳥羽、伏見相遇，雙方展開激戰。經過三天血戰，一萬五千人的幕府軍全線潰敗。曾豪言決戰到底的德川慶喜聞知敗訊後，於6日夜攜同親信數人潛出大阪城，匆匆乘“開陽丸”軍艦從海路逃回江戶。
是捲土重來、再論高低，還是堰旗息鼓、認輸投降，德川慶喜站在選擇的十字路口。德川慶喜權衡再三之後，斥退了主戰派小慄忠順、板本武揚等決一死戰的請求，採取了絕對恭順的方針。委任勝海舟爲陸軍總裁、大久保忠寬爲會計總裁，負責處理遺留問題。2月12日，慶喜遷出江戶城，避人上野東睿山寬永寺大慈院，待罪自省。接受棘手之任的勝海舟不辱使命，與倒幕派東征軍總參謀西鄉隆盛談判，實現了江戶的“無血開城”，使江戶得以免於戰火的浩劫;同時力主實行寬大政策，保全了德川慶喜的性命。德川宗家也得以延續，讓田安龜之助改名爲德川家達、繼承德川宗家，並給以駿府(今靜岡)七十萬石作棒祿。至此，持續了二百六十五年的德川幕府退出了歷史舞臺。
歸隱生活
退任將軍後，德川慶喜對政治活動興趣明顯減退，連一些舊家臣因在新政府任職，他爲免被人猜疑，亦儘量避嫌而不見面。反而熱衷於投入攝影、狩獵、民謠歌曲研究等趣味的生活之中。他在日本的攝影史享有一定地位。德川宗家的家督由他的養子德川家達，田安家的龜之助接任。
1897年(明治三十年)他從靜岡回到東京居住。翌年他前往皇居(即前江戶城)參覲明治天皇，之前他因爲從小受水戶藩盛行的尊王學說薰陶影響，認爲自己是亂臣賊子，故一直都無意麪見天皇。
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他被冊封爲公爵。1913年因肺炎而逝世，享年七十七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