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10日晚，項南在全省電話會議上強力推行包產到戶，一地委書記尖銳提問：“過去第一書記廖志高說不能搞包產到戶，現在又說要大力推廣包產到戶，我們到底是聽第一書記的，還是聽常務書記的?”
他是上世紀80年代主政福建省的改革元勳，力倡“要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他的從政生涯波瀾起伏，他的身上集中了一個改革者的艱辛與榮耀——
2008年10月，項南的後任、曾經也在福建爲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特爲紀念項南誕辰90週年填詞一首，詞中褒揚項南“駭浪驚濤，從容渡，常存銳氣”。
作爲改革干將，“銳氣”一詞之於項南，似乎再恰當不過。就算他終因福建“晉江假藥案”去職，但留給福建的背影，也並不落寞。
推行“包產到戶”
1980年的福建，雖同廣東一樣是先行改革開放的兩個省份之一，但舊觀念依然頑固。安徽搞“包產到戶”時，反對最堅決的幾個省份中，就有福建，海外華僑亦曾多次進言想要一個福建籍官員主政福建。
1980年12月18日，時爲農機部副部長的福建人項南面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受命入閩的項南被告知，到福建後，要“堅決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此時的項南，已經62歲，雖然過早謝頂，但依然精力過人。他身材魁梧，目光溫和，爲人有坦蕩之譽。此前曾出訪歐美，改革意識亦屬堅決。
初到福建的項南，在福建省黨代會上作了名爲《談思想解放》的發言，聲明要清除“左”的思想影響，“主要在省、地兩級黨委……而關鍵又在省委。”這已然很直接的發言卻未能讓人警醒。春耕迫在眉睫，但因福建反對“包產到戶”，農民積極性匱乏，各地竟無春耕跡象。
農時已緊。1981年2月10日晚，項南在全省電話會議上強力推行包產到戶，一地委書記尖銳提問：“過去第一書記廖志高說不能搞包產到戶，現在又說要大力推廣包產到戶，我們到底是聽第一書記的，還是聽常務書記的?”
項南從容作答：“既不要聽第一書記的，也不要聽常務書記的，要聽中央的。”這個充滿政治智慧的回答宣示了變革的合法性。他在會上說，“不要再懷疑了，不要再動搖了，更不要站在對立面。”一個月後，全省94.5%的生產隊落實了生產責任制。
1981年2月10日晚，項南在全省電話會議上強力推行包產到戶，一地委書記尖銳提問：“過去第一書記廖志高說不能搞包產到戶，現在又說要大力推廣包產到戶，我們到底是聽第一書記的，還是聽常務書記的?”
革新爭“第一”
當時的政治邏輯，上任伊始，一般務求穩定低調。但對改革者項南來說，只能選擇放手去做。
他初到福建便提議不再“以糧爲綱”，這在當時頗有些“大逆不道”的意味。但項南態度堅決，說要因地制宜念“山海經”，農林牧副漁多業發展。
1981年4月底，項南又表態：福建要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即個體經濟和合資經濟)同時存在，並要加大吸引外資的力度。
想招商引資的項南接見了4批外商，聽到的卻是兩個抱怨：交通和通訊。航空基本是零，福州機場只能停中小飛機，而廈門無民用機場。從福州到廈門，汽車甚至要走一天。通訊就更糟糕，1980年，一位法國商人從福州向巴黎掛長途電話，等了兩天兩夜都沒接通，怒而離開。
修機場要得到軍方的同意，軍方說廈門離金門那麼近，金門的炮把飛機打下來怎麼辦?項南說，金門也有民航客機起落，他們就不怕被我們擊落?在軍事上究竟是我們怕臺灣還是臺灣怕我們?軍方一聽，便沒什麼意見了。中央無法給錢，項南就從科威特的一個發展基金那裏借到2200萬美元修機場。爲了顯示經濟特區的海外視野，項南給新機場取名爲“廈門國際機場”。
此後，福建從美國銀行借錢裝備遠洋船隊，從約旦借錢買燃氣輪機，還在日本發行了兩批私募債券——在當時看來，這簡直是驚世駭俗。
解決通訊問題，項南更冒了一個險：他引進了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程控電話交換機，此時該機型還處於試用階段，因而價格也低。事後證明項南的冒險和日本的技術一樣頗爲成功，福建通訊設施一時超過了香港和新加坡。
項南努力創造和維護着一個又一個“第一”：他在爭議聲中，堅決支持福建和日本日立公司合資建設“福日”電視機廠，這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的家電企業;他同樣堅定地支持中國菸草業第一家合資公司——廈門華美捲菸有限公司。在項南的努力下，廈門還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這是新中國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
因爲痛感外界對福建瞭解太少，1981年10月，項南提議福建安排了一次“港澳記者團”訪閩之行，開風氣之先。所邀報紙中，左、中、右皆有，這無疑是有政治風險的。項南說，福建要吸引外資，“還需要新聞界的朋友多多幫忙”。多年之後，這句話成爲中國官員的常用語。
與守舊思想交鋒
主政福建的項南深知自己改革先遣隊的角色。鄧小平說改革要“摸着石頭過河”，作爲“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提供方向，至於具體水深水淺，就要看一線的“地方大員”了。項南常以年輕時候唱的《開路先鋒》與同僚共勉，說自己的任務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1981年春夏之交，一個流言從北京傳到沿海，說特區要取消。1983年，有關特區的傳言再度出現，有人認爲改革開放將舊中國和許多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不好的東西也引了進來，對改革者大加伐撻，將特區比作“舊中國的租界”。
1981年2月10日晚，項南在全省電話會議上強力推行包產到戶，一地委書記尖銳提問：“過去第一書記廖志高說不能搞包產到戶，現在又說要大力推廣包產到戶，我們到底是聽第一書記的，還是聽常務書記的?”
環境有些慘淡，項南和任仲夷，這兩位地方大員時常保持熱線聯繫，互通觀點。在指責之聲甚囂塵上之時，項南針鋒相對：“舊中國的租界，是主權在他人，特區是主權在我，怎麼能和舊租界相提並論?”
有關政策要“收”的說法延續到了1984年，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5個年頭。剛開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步履維艱，難點在於企業缺乏活力，毫無自主權可言。當年2月7日，鄧小平在廈門視察時對項南說：“我們的開放政策，不是收的問題，而是開放得還不夠。”給予明確的支持。一向超前的項南建議：廈門特區可以變成“自由港”，“貨物自由進出;人員自由往來;貨幣自由兌換”。小平思考片刻說：“前兩條還可以，後一條不容易。”
這年3月，福建的一些廠長經理們給項南寫了一封信。第二天，這封項南親自擬好標題的呼籲信發表在《福建日報》的頭版頭條，題目是《請給我們“鬆綁”》。《人民日報》全文予以轉載，福建給企業“放權”的影響迅速波及全國。當年5月，項南在出席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時說，應該讓“包”字進城。
之前項南就曾公開表示，“我們從開放到現在，因爲放權出了亂子的事情，在福建還找不到一個;可是由於不放權，影響改革開放進展的事情可以找出不少。”這些話，在一些人聽來，並不順耳。
1981年，全國經濟調整之際，鄉鎮企業因爲“私生子”的地位，飽受質疑，甚至有被勒令下馬之虞。在福建，項南態度堅決，說鄉鎮企業要“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衝”。1982年，全國開展打擊走私販私、打擊投機倒把的“雙打”鬥爭時，項南再次挺身而出，說福建經濟犯罪要打擊，鄉鎮企業要發展，兩者並不矛盾。
6年後，在浙江，鄧小平終於對鄉鎮企業給予了明確的肯定。此時，項南已經去職。
黯然去職
1985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項南說，“要允許改革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他說自己就好比是一個新疆姑娘，滿頭的“小辮子”讓人家抓。
1985年的春天，已經有傳言說，項南要下。胡耀邦曾對項南說，我聽到一些對你的反映，說你“處事偏右”。項南說，省內有人對改革不滿，胡耀邦說，“不必理會，太費精神。”
項南曾經因爲青年是否應該跳“迪斯科舞”一事和當時的一位高官爭論。這位高官認爲這會激發青年人“狂熱放蕩”的狀態。項回信說，“由我們規定青年該跳什麼舞，不該跳什麼舞，不甚妥當”。
當時有觀點認爲，國有企業的困難，是因爲鄉鎮企業跟國有企業搶資源、搶市場。項南說，一切優惠政策都傾向於國有企業，怎麼就讓鄉鎮企業爭走了呢?這不很可笑嗎?還不是你不行嗎?
1986年，項南因爲福建“晉江假藥案”而受到牽連，曾經被他誇爲福建“一枝花”的晉江陳埭鎮出了“假藥”。雖然項南嚴厲查處，自己5次檢討，但終被處以“黨內警告”。項南依然性格不改，他離開福建時說，從此和福建“一刀兩斷”，別人以爲他絕情，實際上他是不想因爲自己影響接任者。
去職之後的項南，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扶貧活動中。他擔任了中國扶貧基金會的會長，依舊是精力過人，四處奔波。只是很少談及自己在福建的5年歲月，無論是對家人還是對朋友。
一直到1997年的時候，項南對祕書說自己想回到福建，“安靜地呆上5年，好好整理些舊事。”然而天不遂人願，這一年的11月10日，項南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項南曾說，自己當初離開福建，應該會有人高興，有人惋惜，“但前者會是少數人。”是非功過最終都將由時間證明，如同賈慶林的詞中所說，曾經的項南，令“八閩百姓至如今，猶銘記”。
八寶山送行當日，項南哀榮備至，前來送別的有朋友，也有曾經的對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