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名相桑弘羊爲何沒有傳記?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漢武帝劉徹是歷史上最傑出的皇帝之一，他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縱橫捭闔，加強集權，獨尊儒術，改革幣制，首開絲路，開疆拓土，建立年號。奠定了漢王朝強盛的局面，成爲中國封建王朝第一個發展高峯，也是如今我們漢族名字的緣由所在。
漢武帝時期，人才濟濟，以至於班固驚歎“漢之得人，於茲爲盛!”，並且列舉：“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然而，蹊蹺的是，作爲班固評價運籌帷幄的名相桑弘羊，卻在《史記》和《漢書》中並無列傳，豈不是怪哉?
桑弘羊，河南洛陽人，漢武帝時期著名的政治家、經濟專家，漢武帝遺詔輔佐漢昭帝的四名顧命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之一。約生於公元前150年~前140年左右(筆者推算)，出生於商賈家庭，十三歲因心算聰明入內侍奉漢武帝，歷任侍中、大農丞、治粟都尉、大司農等職，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元鳳元年(前80年)，上官桀等籌劃政變，桑弘羊因牽連被滅族。
桑弘羊是歷史上著名的宰相和經濟學家，第一個提出工商富國的思想並且予以實施，主張採取積極的財政調控政策，由國家積極介入工商業以增加經濟性收入。在漢武帝的支持下，桑弘羊在掌管國家財政期間，爲了徹底解決財政困難問題，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諸如機構改革、鹽鐵官營、均輸平準、酒榷等財經政策，從而爲武帝繼續推行文治武功事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使得漢武帝時期“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司馬遷語)，這對於後代以至於當下，都有着非常積極的貢獻作用，堪稱名相。
桑弘羊面對文帝時期私鑄銅錢、幣制混亂的局面，改革幣制，在元鼎四年(前113年)，廢除過去所有錢幣，以新鑄的五銖錢(三官錢)爲全國唯一通行的貨幣，禁止郡國和民間鑄錢，由政府指定上林三官統一鑄造。這樣不但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而且起到了穩定市場和流通效果，使得漢朝的五銖錢成爲質量穩定的錢幣，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餘年而通行不廢，桑弘羊厥功甚偉。
桑弘羊出任大司農(九卿之一)後，進行組織改革，奏請漢武帝設置了“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大司農的屬官增加了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和斡官、鐵市兩長丞。加強集權，統一全國財經管理，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對鹽、鐵、酒實行專賣，利用壟斷價格，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推行均輸平準，調節商品流通，平抑市場價格。
均輸法規定郡國向朝廷貢納的物品，均按照當地市價，摺合成當地土特產品，上交給均輸官，負責物資的轉運和販賣，以統一管理全國的物資轉運和貿易;創立平準令，以各地均輸的物品和朝廷生產的車船、器具爲後盾，當某種商品過分漲價時，就以平價向市場拋售，使其物價下降;反之，如果某種商品價格過低，就大量買進，促使物價回升。這些措施有力地打擊了富商大賈的勢力，減輕了人民負擔，同時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穩定了市場。
桑弘羊大力推行納粟拜爵、補官及其贖罪政策，師法商鞅，實行多交粟帛可以免除徭役，納粟拜爵，並增加了贖罪內容。以上這些措施的施行，增加了財政收入，特別是增加國家糧庫的儲存，“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平準書》)。
桑弘羊還提出移民屯墾戍邊，從根本上解決戍邊的糧食供應問題。徵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與田千秋等聯名上書，建議武帝擴大輪臺屯田，加強輪臺、渠犁的屯田規模，以保障軍糧供給。然而卻沒有被漢武帝採納，相反漢武帝還批評了桑弘羊等人，並自我檢討，下詔罪己(“輪臺罪己詔”)，這也爲以後桑弘羊失勢被殺留下了隱患。
桑弘羊掌管財政23年，爲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出謀劃策，殫精竭慮，因此得到漢武帝的重用和看重，後元二年(前87年)武帝詔近臣託孤，任命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接受遺詔輔政。加封桑弘羊爲御史大夫，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共同輔佐少主。桑弘羊也因此達到人臣職位高峯，成爲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之一。
然而，桑弘羊和霍光的經濟理念不同，桑弘羊一系列經濟措施，朝廷幾乎完全控制了生產銷售和市場，使得地主官僚、貴族和商賈強烈不滿;首輔霍光忠心漢室，提倡緩解內部矛盾，因此應該適當放松管制，然而桑弘羊卻一意孤行，再加上當時平準均輸弊端不少，因此二人之間矛盾逐漸激化。
桑弘羊的命運在著名的“鹽鐵之議”發生改變，“鹽鐵之議”是歷史上最開明的一次會議典範，相當於如今的“聽證會”。有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及以經諫大夫杜延年爲代表的賢良文學士60餘人參與了會議，針對武帝時期的各項政策進行辯論，歷時五個多月，雙方在會議上爭相詰難，議論頗爲壯觀。郎中桓寬根據當時會議的記錄，整理爲《鹽鐵論》傳世。
“鹽鐵之議”雖然桑弘羊佔了上風，面對詰責侃侃而談，儒生們目瞪口呆，啞口無言。然而丞相田千秋明哲保身，大權在握的霍光雖然沒有參加會議，然而利用漢武帝的罪己詔的政策，堅持推行“與民休息”的措施，從而最終以取消酒類專賣和部分地區的鐵器專賣爲結束，桑禍二人矛盾得以凸顯，桑弘羊於是和上官桀等人勾結，利用上書皇帝的方式，指摘霍光執政的各種弊病，想把霍光拉下馬，然而漢昭帝對於霍光十分信任，不理會反霍光勢力的要求。
“鹽鐵之議”後的第二年，元鳳元年(前80年)九月，上官桀等籌劃政變，昭帝、霍光在政變未發動之前，先發制人，將主謀政變的大臣統統逮捕斬除，桑弘羊亦牽連被滅族。
縱觀桑弘羊一生，幾十年掌管朝廷財政大權，主持或參與制定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和制度，爲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作爲出色的政治家，他對政府管理和軍事外交亦作出過較大貢獻。然而，卻在司馬遷和班固的筆下並無傳記傳世，原因何在?
就司馬遷而言，《史記》中的傳記一般都是蓋棺定論，除了漢武帝在世有《孝武本紀》外，其他大多是已故之人才有傳記，而當時桑弘羊在世，因此司馬遷並未單獨或者合併列傳，只在《平準書》篇章間略帶過。
另外，古代中國以農業立國，在兩千餘年封建歷史中，“農本商末”、“重農抑商”觀念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主調，佔據主流的儒家思想固有的“士農工商”觀念對工商業極不重視，因此針對提倡工商富國思想的桑弘羊，自然很難得到以道統自居，以繼承孔子思想爲己任的司馬遷和班固的青睞。
然而，司馬遷即便是對重商思想不予重視，也會如實記錄歷史，“不虛美、不隱惡”是太史公的良好品德，在《平準書》中，借用卜式的言語表達對桑弘羊的不感冒：“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諷刺桑弘羊販賣獲利，應該被烹煮，並且最後揶揄平準政策“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明確表示反對。然而也對桑弘羊的功績予以表明“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谷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如果說司馬遷不給桑弘羊列傳還有藉口和理由，那麼百年之後班固的《漢書》也未列傳就有失偏頗，作爲漢武帝時期重要的宰相大臣，作爲漢宣帝的四名顧命大臣之一，霍光和金日磾都有單獨傳記，就連上官桀也在《漢書·外戚傳》予以簡單介紹，然而桑弘羊卻沒有。卻在評論漢武帝時期人物的時候，給予評價“運籌則桑弘羊”(《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確實蹊蹺。
以筆者看來，一則是班固繼承了儒家的傳統思想，和司馬遷一樣，認爲桑弘羊提倡工商富國不符合道統，另外桑弘羊最後結局是謀反被滅族，作爲一個罪人，自然難以列傳(司馬遷則不同)，因而就忽略而過。以此觀之，班固的個人偏好也影響對歷史的記錄，這點和司馬遷的境界還是大有差距的。
桑弘羊，作爲漢武帝時期的實權人物，名氣不如其他文臣武將那樣十分顯赫，然而，爲漢武帝時期的經濟強盛打下堅實的基礎，使得漢武帝可以縱橫捭闔，稱雄天下，可以說厥功至偉，其經濟思想和政治主張到現在都有積極的作用和意義，因此，此篇文章算是爲桑弘羊正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