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桑弘羊的平準法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桑弘羊的平準法，在劉晏手裏是有了很大的發展的。血可叫常平也好，平準也好，這種官營商業活動並非以單純營利爲首要的、唯一的目的，而有調節供求、穩定市場的任務在肩沒有忘記前代常平制度建立的初意。劉晏理財，大量的經濟收入是來自食鹽的專賣，而不是主要靠常平。即使利入很大的食鹽也有不以營利爲先的地方，如常平鹽即是其例。當然，在常平、平準中如能有美利(“朝廷獲美利”)厚利(官收厚利)，劉晏也是要爭取的，但有時利並不大(如減價出糧食，遠道運輸常平鹽)，他也絕不是就此不幹了。
因爲使“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保持市場物價的穩定，乃是劉晏更重要的目的。舉辦官營商業，而實行竭力爭取穩定物價的政策，這是劉晏十分可貴的地方(一般搞官營商業正以賤買貴賣來獲取厚利，進行聚斂，並不要求穩定物價)。自戰國李的“平糴法、西漢桑弘羊的“平準法”以後，已久矣乎沒有看到有人以穩定物價的原則行之於政策中了。劉晏的常平工作中誠然有在地區間調運糧食的內容但決不能籠統地說他的“常平”事實上就是桑弘羊的“均輸”。
劉晏有沒有搞過均輸呢?搞過的。他的均輸就是把賦稅收入摺合的現錢，從低價地區收購各種各樣體積小价值高的土特產品，轉運到京師或價格更高的地區去出售，以調劑商品的餘缺，同時也使國家從地區差價中增加一筆商業利潤。當時東南各州城市手工業比較發達，綾、錦、銅鏡、銅器、瓷器、器、木器、紙、筆、席等種類繁多，這些產品當地消費不了，別處卻正需要。尤其是關中地區遇到糧食豐收的年份，長安便不象往常那樣迫切需要從東南運進大量的米，而希望取得更多的手工業品，或由此換錢以作他用(如在關中和乘)。
在這種情況下，劉晏就以部分租賦收入(以米數額折交的米價並降價，或其他項目的收入，以至鹽利收入)，在東南各州採購土特產品，由船運往汴州和關中等地，即所謂“市輕貨以送上都如大曆八年關內豐穰，減十萬石，於關中和糴(新唐書食貨志》);大曆九年，命各道“取當使諸色雜錢及回易利潤、髒贖錢物等，都計錢數，市輕貨送納上都，以備和糴(見《冊府元龜》四八四)。這樣，減運糧食，增運“輕貨”，運輸費用可以節省許多，而東南手工業品的銷路有了擴大，對有關商品的生產和商業的發展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國家則以出售“輕貨的錢，在糧食豐收處加價和糴，以利關中之人”;或在邊地平來，以之饋軍，有時還“以助均給百官”俸錢，用處也很大。這就是過去人們所說的“均輸”。這種“均輸”系師法桑弘羊。第五琦曾有過轉輸東南輕貨於所在之舉，但那時交通梗阻，很難順利推行;劉晏時叛亂已平，汴河已浚，運費得以減省—輕貨由揚州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見《新唐書·食貨志》)，均輸才作爲官營商業的一項活動很好地開展起來。所以馬端臨稱“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
不過劉晏時尚無專設的均輸官，均輸工作還是由他這個常平使和常平的屬官兼理的。在各州調節供求、平衡物價時，也有的不是在當地同一市場上不同時間的商品收售，而是轉運他處較賤的商品至此處，以較產地爲高的價格出售，用以平抑此處因缺貨而上漲過高的市場價格，這便是均輸與平準的結合了。但一般而論，以平準爲內容的“常平，與均輸還不完全是一回事情，而是應該予以區別的。固在劉晏所兼各使中，還有一個鑄錢使的頭銜。作爲一個鑄錢使，他在這方面也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每唐代貨幣主要用銅錢，錢稱爲“通寶”。最初是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鑄的“開元通寶”錢;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鑄造時標以年號，稱“乾封泉寶”，是爲正式的年號錢(過去的五銖錢是“量名錢”)。每個“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一錢(清庫平一錢，一枚重一錢的銅錢始此，下至清代基本上相沿不變)，比五銖錢略輕(重漢秤四銖八案，或唐秤二銖四素，約爲3.13克;五銖錢重合一錢多一點)，成爲前後兩個不同的錢幣系統(以後都是“年號錢”，不是量名錢)。
唐太宗時開元錢幣值很高，高宗時四處用兵，官鑄大錢(乾封錢當十枚開元錢用，但重量增加不到十分之一，一年即廢)，私鑄惡錢，通貨一度貶值玄宗時，私鑄減少，錢形完好，海內富貴，物價下跌，幣值上升。肅宗乾元時，與安史叛軍苦戰，經費不足。戶部侍郎、鑄錢使第五琦建議用鑄大錢的辦法來彌補財政虧空，這就引起了貨幣的大大貶值。按第五琦所奏，先是(乾元元年1758年)鑄造乾元重寶，徑一寸，每重十斤(每文重一錢六分)，以一枚當十枚“開元通寶錢用，“冀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