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一生三次讓位，品高功偉;但又三次受辱，長期沉埋。在延安時因勸毛澤東勿娶江青，被當面怒斥，整風中又屢作檢查，此爲一辱;廬山會議勸毛反思“大躍進”，被打成反黨集團，此爲二辱;“文革”被整、被關、被流放，死而不得復其名，此爲三辱。大半生都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低房檐下難展身。但他一辱見其量，有大量，從容辭去總書記，到基層工作;二辱見其節，有大節，不低頭，不屈服，轉而去潛心研究經濟理論，爲治國富民探一條路;三辱見其志，不改共產主義的大志，雖爲斗室之囚，卻靜心推演社會進步之理，最後留下雄文四卷，一百一十萬言。辱之於他如塵埃難掩珠玉之光;如浮雲難遮麗日之輝。他甚至於懶得伸手去彈掉這些浮塵，而只待歷史的清風去慢慢打掃它。
從來的紀念都是史實的盤點與靈魂的再現。
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週年了。這是一個歡慶的日子，也是一個緬懷先輩的日子。我們當然不會忘記毛澤東、鄧小平這兩位使國家獨立富強的偉人;我們不該忘記那些在對敵鬥爭中英勇犧牲卻未能見到勝利的戰士和領袖;同時我們還不能忘記那些因爲我們自己的錯誤，在黨內鬥爭中受到傷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領導人。這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就是張聞天。一項大事業的成功，從來都是由經驗和教訓兩個方面組成;一個政黨的正確思想也從來是在克服錯誤的過程中產生。
一把鑰匙解黨史
張聞天曾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說，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書記：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實際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張聞天。張算是第五朝了。毛澤東稱張聞天是“明君”，並開玩笑叫張的夫人劉英爲“娘娘”(毛還是長征時爲張、劉二人牽得姻緣的“紅娘”)。因他在張領導下分管軍事，就自稱“大帥”。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張接替博古做總書記，真正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算到1938年共產國際明確支持毛爲首領，張任總書記是四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爲主席，在組織上完成交替，張任總書記是八年。無論四年還是八年，張領導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華民族命運的重要的轉折期。因爲中共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取得政權總共才二十八年。
按毛澤東的說法，張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張與毛的交接既是黨內政權五、六朝之間的交替又是中共從奪權到掌權、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還是張、毛這兩個出身、修養、性格截然不同的領袖之間的交班。在五朝時，張爲君，毛爲臣，“瓦窯堡會議”兩人合作甚冾，完成了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策略的重大轉變;到六朝時倒了過來，毛爲君，張爲臣，兩人吵架於“廬山會議”，黨犯了“左”的錯誤，元氣大傷。時勢相異，結果不同，兩人的合作或好或壞，黨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說毛、張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開黨史、國史謎團的一把鑰匙，也是留給後人的一筆文化財富。
張聞天與毛澤東都有強烈的革命理想和犧牲精神，但兩人的出身、經歷、知識結構和性格都差異很大。張聞天出身書香門第，上過私塾，讀過技術學校，留日、留美、留蘇，系統研究並在大學講授過馬列，翻譯過馬恩作品。他愛好文學寫過詩歌、散文、小說，也譯介過外國文學作品，發表過大量文藝批評文章。1922年詩人歌德九十週年誕辰時他發表了兩萬字的長文，這是中國第一篇系統介紹歌德《浮士德》的論文。他屬於開放型的知識結構，性格隨和包容，與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等同屬黨內的留洋開放派。毛澤東出身農家，受傳統國學教育較深，幾乎未出國門。他熟讀史書，特別是熟知治國御人的典故，雖思想高遠，但性格剛烈、好鬥。他自己也知道這個缺點，曾講其弟毛澤覃批評他說：“共產黨員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張、毛兩人這種不同的知識背景、性格基因決定了他們的命運甚至黨和國家的命運。
惹人怨怒因紅顏
毛澤東與張聞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義會議後到1943年延安整風前。這也正是前面所說張爲黨建樹三大功勞的時期。據何方先生考證，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會，兩人聯名(多署“洛、毛”)發出的電報就有286件。這時期他們以民族利益爲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變一出，毛主張“審蔣”，張主張和平處理，毛隨即同意;紅軍到陝北後到底向哪個方向發展，張要向北，毛要東渡，後來張又同意了毛的意見，並率領中央機關隨軍“御駕親征”。向來歷史上“明君”與“能臣”的合作都是國家的大幸，會出現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劉備與諸葛亮，唐太宗與魏徵，宋仁宗與范仲淹的合作等。當毛稱張爲“明君”，自己爲“大帥”的時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興旺之時，總書記民主，將帥用心，內聯國軍，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這時毛分管軍事，隨着局面的打開，其威信也水漲船高。張、毛合作的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黨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忍辱負重二十年
1945年日本投降後，張作爲政治局委員要求去東北開闢工作(就像當年要求到上海開闢工作一樣)，這正合上意，他先後任兩個小省省委書記。這樣使用顯然有謫貶之意，但張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幹就行。
早在晉西北、陝北調查時，張就對經濟工作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這回有了自己的政權，他急切地想去爲人民實地探索一條發展經濟、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熱心研究新問題，又幾乎是張的天賦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他和戰友們成功地促成了從國內戰爭向民族戰爭的轉變，這次他也渴望着黨能完成從戰爭向建設的轉身。他熱心地指導農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銷”，再“合作生產”。合作社一定要分紅，不能增加收入叫什麼合作社?新中國將要成立，他總結出未來的六種經濟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資。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東北時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時光。
但是好景不長，1951年又調他任駐蘇聯大使，這顯然有謫貶、外放之意。因爲一個政治局委員任駐外大使這在中國和整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空前絕後的。這中間有一件事，1952年劉少奇帶中共代表團出席蘇共“十九大”，團員有中央委員饒漱石、陳毅、王稼祥、候補委員劉長勝，卻沒有時爲政治局委員的駐蘇大使張聞天，這是明顯的政治歧視。試想，張以政治局委員身份爲幾個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服務，以大使身份爲代表團跑前跑後，卻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這就像當年林則徐被髮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測荒地。林則徐風餐露宿，車馬勞頓，終於完成任務，但最後上呈勘測報告時，卻不能署他的名字，因爲他是罪臣。這些張聞天都忍了，他向陳雲表示，希望回國改行去做經濟工作。
從1938年到1958年，這二十年間，張的職務是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有幾年總書記)、七屆政治局委員、八屆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是，在整風後張只分工一個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後又下基層，出國任大使，長期高職低配，久處江湖之遠，而再未能登廟堂之高。就是對他在遵義會議後主持全黨工作的那段經歷也絕口不提。張在黨內給人留下的形象是犯過錯誤，不能用，可有可無。對張來說，二十年來給多少權，幹多少活，相忍爲黨，盡力爲國，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個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他整日在基層調查研究，接觸“卑”工“賤”農，工作親歷親爲，又有紮實的理論基礎，自然會有許多想法。無論怎樣地看他、待他，爲黨、爲國、爲民、爲真理，他還是要說實話的。廬山上的一場爭論已經不可避免。
一鳴驚破廬山霧
1959年6月中旬張聞天剛動了一個手術，中央7月2日開廬山會議，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他決定去。這時彭德懷剛出訪八國回來，很累，不準備上山。張力勸彭去，說當此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之時，不可不去，哪怕聽一聽也好。不想這一勸竟給他倆惹下終身大禍。
廬山會議本是要糾“左”的，但是船大難調頭。思想這個東西像浮塵一樣，一旦飄起來，就是日落風停，也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塵埃落定。何況這又不是一個人的一時之念，而是一個大黨的指導思想。這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在人們心中鼓起的狂熱，已是塵囂難停。“大躍進”出現了問題，不得不糾“左”，自揭其短，毛澤東本來就不大情願，而這時幹部中的狂熱者還不在少數。有一撥兒高幹圍在毛的身邊，說再糾“左”就要把氣泄光了，鼓動他趕快“反右傾”。田家英在小組會上只如實說了一點在四川看到的問題，西南局書記李井泉就立即打斷，不容揭短。1959年，新中國剛成立十年，共產黨的幹部還保留着不少戰爭思維，勇往直前，不計代價，不許泄氣，不許動搖軍心。還有一些人則是一味搖旗吶喊，如上海的柯慶施、張春橋等。這期間彭德懷因爲一封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錯誤的信件，一石激起千層浪，會議轉向大批“右傾”。這也反映了當時全黨對經濟建設的規律還不熟悉。
張聞天早就有話要說，不吐不快，32開的白紙，用圓珠筆寫了四五張，又用紅筆圈圈點點。田家英聽說他要發言，忙電話告之，“大鍊鋼鐵”的事千萬不要再說。他放下電話沉吟片刻，對祕書說：“不去管它!”胡喬木也感到山雨欲來，21日晨打來電話，勸他這個時候還是不說爲好，一定要說也少講缺點。張表示：吾意已決。21日下午，張帶着這幾天熬夜寫就的發言提綱，帶着祕書，吩咐仔細記錄，便從177別墅向華東組的會場走去。又一顆炸彈將在廬山爆炸。
與彭德懷的信不同，張的發言除講事實外，更注重找原因，並從經濟學和哲學的高度析事說理。如果說彭的信是摸了幾顆瓜給人看，張的發言就是把瓜藤提起來，細講這瓜是怎麼長出來的。針對會上不讓說缺點，怕泄氣，他說缺點要講透，才能接受教訓;泄掉虛氣，實氣才能上升。總結教訓不能只說缺乏經驗就算完，這樣下一次還會犯錯誤，而是要從觀點、方法、作風上找原因。如“刮共產風”，就要從所有制和按勞分配上找原因。他說好大喜功也可以，但要主客觀一定要一致;政治掛帥也行，但一定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壞事可以變好事，是指接受教訓，壞事本身並不是好事，我們要儘量不辦壞事。他特別講到黨風，說不要聽不得不同意見，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最後，他提到最敏感的彭總的信。明知這時毛已表態，彭正處在牆倒衆人推的境地，但他還是泰然支持，併爲之辯護、澄清。說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話“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他爲之辯道：這話不說可能好一點，說了也可以。“共產風”不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他足足講了三個小時，整個下午就他一人發言。稿子整理出來有八千多字。這個講話戳到了毛的兩個痛處。一是不尊重經濟規律，搞“大躍進”;二是作風不民主，聽不得不同意見。當年馬克思講，有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現在又有一個“幽靈”，一個清醒的反“左”的聲音在廬山上回蕩。
毛澤東大爲震怒。兩天後的7月23日，毛作了一個疾言厲色的發言，全場爲之一驚，鴉雀無聲，整個廬山都在發抖。散會時人人低頭看路，默無一言，只聞挪步出門之聲。8月2日毛又召所有的中央委員上山(林彪說是搬來救兵)，工作會議變成了中央全會(八屆八中全會)。這天毛在會上點了張聞天的名，說他舊病復發。當天又給張寫成一信並印發全會，滿紙皆爲批評、質問。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講話，還有這封信讓張大爲震驚。他本是拼將忠心來直諫，又據實說理論短長的，想當此上下頭腦發熱之際，掏盡臟腑，傾平生所學、平時所研，爲黨開一個藥方。事前田家英、胡喬木曾勸他不要說話時，他也不是沒有考慮過，在再三思量後，曾手撫講稿對祕書說：“比較成熟，估計要能駁倒這個講話也難。”毛的講話和信給張定了調子：“軍事俱樂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黨集團”。會議立即一呼百應，展開對他的批判，並又翻起他的老賬，說什麼歷史上忽左忽右，一貫搖擺。就這樣他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副帥。
張聞天知道，根據過去黨內鬥爭的經驗，如果他不檢查，廬山上的這個會是無法收場的。爲了黨的團結，他顧全大局再一次違心地檢查，並交了一份一萬字的檢查稿。但還是通不過。9日那天他從會場出來，一言不發，要了一輛車子，直開到山頂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漢茫茫，四野蒼蒼，亂雲飛渡，殘陽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無淚。正是：“明君”雖明不再君，屈爲“大帥”帳下臣。延水叮咚猶在耳，廬山霧深深幾重。
望江亭，望江亭，江山如畫，他卻心亂如麻。他撫亭向晚，痛拍欄杆。天將降大任於斯黨也，必先苦其歷程，煉其思想，正其路線，外能審時度勢，內能精誠團結，行拂亂其所爲，才能執政、治國、安邦、富民啊!
他幾次求見毛，拒而不見。會議結束，8月18日張聞天下山，回到北京。家人和朋友說你管外交，不幹經濟，何苦上山發言闖此大禍?他卻冷靜地以哲學分析相對：不上山，就沒有這個發言，是偶然性;肚子裏有意見總是要講，這是必然性。但這一講，他的名字從此就在報紙上消失了。接着召開的全國外事會議開始追查他的“裏通外國”和歷史問題，而這些與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毫無關係，是欲加之罪再索事實。他只好任污水一盆盆地潑來。
留得光輝在人間
廬山一別，張與毛竟成永訣。
1960年春，張大病初癒，便寫信給毛希望給一點工作，不理。他找鄧小平，鄧說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又找劉少奇，劉說還是搞經濟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蘇關係。他就明白了，自己還不脫“裏通外國”的嫌疑。他去找管經濟的李富春，李說正缺你這樣的人，三天後卻又表示不敢使用。後來中組部讓他到經濟研究所去當一個特約研究員，他立即回家把書房裏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問題書籍一推而去，全部換成經濟學書刊，並開始重讀《資本論》。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後，全國形勢好不容易出現一個亮點，中央開始檢討1958年以來的失誤，毛、劉在會上都有自我批評。張很高興，在南方調查後向中央報送了《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沒想到這又被指爲翻案風，立即被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一切文件的權利，送交專案組審查。到“文革”一起，他這個曾經的總書記又受到當年農民遊街鬥地主式的凌辱。他經常是早晨穿戴整齊，懷揣月票，擠上公共汽車，準時到指定地點去接受批鬥。下午，他的妻子劉英，一起從長征走過來的老戰友，門依黃昏，提心吊膽，盼他能平安回來。他有冠心病，在挨鬥時已不知幾次犯病，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過來。只1968年七、八、九三個月就被批鬥十六七場。他還被強迫作僞證，以迫害忠良。遇有這種情況他都嚴詞拒絕，犧牲自己保護幹部。他以一個有罪之身爲陳雲、陸定一等辯誣。特別是康生和四人幫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劉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時任總書記的身分一再爲劉證明和辯護。士窮而節見，他已經窮到身被欺、名被辱而命難保的程度，卻不變其節，不改其志。他將列寧的一句話寫在臺歷上，作爲自己的座右銘：“爲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着自己的腦袋。”
1969年10月18日他被不得再用“張聞天”三個字，化名“張普”到廣東肇慶。肇慶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輝頂點。軟禁張聞天的這個小山坡就叫“牛岡”，比牛棚大一點，但仍不得自由。像一個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臺下，但他並不急着爬起來，他暫時也無力起身，就索性讓自己安靜一會兒，躺在那裏看着天上的流雲，聽着耳邊的風聲，探究着更深一層的道理。一個有歷史責任感的政治家總是把自己作爲一種元素放在社會這個大燒瓶裏進行着痛苦的實驗。他把魯迅的兩段話抄在卡片上，置於案頭：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會朽的腐草。
革命者爲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爲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爲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於咬着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裏，自己舔盡了傷口上的血痕，絕不煩別人敷藥。
他每日聽着高音喇叭裏的最高指示，感受着“文革”的喧囂，回憶着自己忽上忽下、國內國外的經歷，思考着黨、國家、民族的前途。他本來就是一個思想家，在已往的每一個崗位上都有新思想的萌芽破土而出，寫成調查報告或文章送毛，送中央。思考和寫作已經成了他生活的慣性，成了他自覺爲黨工作的一部分。但現在“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他明白不會再有人聽他的什麼建議，也沒有地方發表他的文章，寫作只是爲了探求真理。他只求無愧生命，無愧青史。正像一首詩所說的：能工作時就工作，不能工作時就寫作。二者皆不能，讀書、積累、思索。
每當夜深人靜，繁星在空，他披衣攬卷，細味此生。他會想起在蘇聯紅色教授學院時的學習，想起在長征路上與毛澤東一同反思五次反“圍剿”的失利，想起廬山上的那一場爭吵。毛澤東比他大七歲，他們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吵出個結果，而國家卻日復一日地政治混亂、經濟崩潰。是黨的路線出了毛病，還是廬山上他說的那些問題，今猶更甚。歸納起來就是三點：一是濫用階級鬥爭，國無寧日，人無寧日，無休無止;二是不尊重經濟規律，狂想蠻幹;三是個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將這些想法，點點所得，寫成文章。這些文字早已不是他當年寫小說、寫詩歌，而是如紅葉經秋，寒菊着霜，字字血，聲聲淚了。牛岡本爲一部隊農場之地，雖“文革”之亂，卻仍不廢雞犬牛羊。所以他常於夜半凝神之時，遙聞冷巷狗吠之聲;而奮筆疾書，卻又雄雞三唱，東方漸白。有哪一位畫家要是能作一幅《牛岡夜思圖》，或《望江亭遠眺》，那真是攝魂、留魄、傳神、言志，爲歷史寫真，爲英雄存照了。
張聞天接受七千人大會後的教訓，潛心寫作，祕而不露。眼見“文革”之亂了無時日，他便請侄兒將文稿手抄了三份，然後將原稿銷燬。這些文章只有作爲“藏書”藏之後世了。這批珍貴的抄件，後經劉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來，學界稱之爲《肇慶文稿》。
1974年2月經周恩來干預，張聞天恢復了組織生活。10月他給毛寫信說自己已是風燭殘年，希望能回京居住治病，毛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張欲回老家上海，不許，1975年8月被安置到無錫。越明年，1976年7月1日，在黨的55週年生日這一天，這個五朝總書記就默默地客死他鄉(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1月：周恩來;7月：張聞天、朱德;9月：毛澤東)。他臨死前遺囑，將解凍的存款和補發的工資上交黨費。這時距打倒“四人幫”只剩三個月。上面指示：不開追悼會，骨灰存當地，火化時不許用真名字。妻子劉英送的花圈上只好寫着“送給老張同志”。火化後骨灰又不讓存入骨灰堂，而放在一儲物間裏。對他的這種凌辱竟一直被帶到了骨灰裏去。正是：在世時難別亦難，春風無力百花殘。哲人到死恨不盡，英雄成灰灰含冤。
他是爲共產黨天設地造的一頭老黃牛，一個思想家，一個受難者，一個試驗品和犧牲品啊。
張聞天一生三次讓位，品高功偉;但又三次受辱，長期沉埋。在延安時因勸毛勿娶江青，被當面怒斥，整風中又屢作檢查，此爲一辱;廬山會議勸毛反思“大躍進”，被打成反黨集團，此爲二辱;“文革”被整、被關、被流放，死而不得復其名，此爲三辱。大半生都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低房檐下難展身。但他一辱見其量，有大量，從容辭去總書記，到基層工作;二辱見其節，有大節，不低頭，不屈服，轉而去潛心研究經濟理論，爲治國富民探一條路;三辱見其志，不改共產主義的大志，雖爲斗室之囚，卻靜心推演社會進步之理，最後留下雄文四卷，一百一十萬言。辱之於他如塵埃難掩珠玉之光;如浮雲難遮麗日之輝。他甚至於懶得伸手去彈掉這些浮塵，而只待歷史的清風去慢慢打掃它。果然，清風徐來，雲開霧散。他去世後三個月“四人幫”倒臺，三年後中央爲他開追悼會平反昭雪。鄧小平致悼詞曰：“作風正派，顧全大局，光明磊落，敢於鬥爭。”1985年，他誕辰八十五週年之際《張聞天選集》出版，1990年他誕辰九十週年之際四卷本一百一十萬字的《張聞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誕辰一百一十年之際，史學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張聞天熱，許多研究專著出版。2011年《人民日報》出版新年第一期的《文史參考》雜誌，封面主題是：“遵義會議後中共最高領導人不是毛澤東而是張聞天。”《北京日報》刊出建黨九十週年特稿《張聞天在中共黨史上的十大貢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有秤，公道歸來，一個時代的巨人重又站在歷史的雲端。歷史有時會開這樣的玩笑：一個勝者可以成就功業霸業，爲自己建造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把他的對手打倒在地並踩在腳下;但歷史的風雨會一層一層地剝蝕掉那座華麗的宮殿，敗者也會憑藉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來，一點一點地剝去勝者的外衣。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