軼事典故
學術觀點
很多人關注作爲政治家的威爾遜，因而對他的學術觀點了解甚少。威爾遜可以說是傳統公共行政(TPM)學說的早期理論奠基人，他最著名的公共行政學說就是政治與行政分開，以期實現政府的廉潔、高效。政治家負責制定政策(Policy)，而行政人員(official)負責執行並對政治家負責。但是這個理論已經被學術界普遍認爲是一種幻想(myth)。這個理論從一開始就有問題，威爾遜雖然主張政治與行政分開，但是行政人員對政治家負責就會在現實中產生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這就存在行政人員對政治家進行隱瞞、粉飾過錯或者兩者相勾結的可能。而當時在西方民主國家普遍實行的政黨制度更使得這種理論無法實踐，一個政黨贏得大選，在組成以本黨成員或聯盟者爲主的議會同時，勢必要組成以本黨成員爲主的政府。雖然不會從基層到高層將官員都換成本黨人士，但是中高層通常會以本黨人士爲主。這樣不論是政策的制定還是執行，都會有政黨或政治的影子，一個純正(pure)而絕不受到政治影響的行政是不存在的。威爾遜自己上臺後都沒有貫徹自己的學術觀點，因爲政黨政治在包括美國在內幾乎所有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根深蒂固了。排除以上這些因素，就算政治家或政黨不對行政人員施加影響，但是行政人員執行的政策中都是有政治意向的影子的。因而這個理論作爲TPM的重要理論還不夠成熟。
一戰戰爭講話
1917年4月2日，伍德羅·威爾遜在國會發表了他歷史性的請求參戰的演講，即戰爭諮文(War Message)。
1917年4月2日的華盛頓寒冷而陰雨，但這並不妨礙數以千計的支持者舉行集會支持威爾遜。他們中數百人手持美國國旗，氣氛高漲、熾烈。在這之前的夜晚，威爾遜幾乎沒有睡覺，而是和他的一個親密朋友愛德華·M·豪斯(尊稱豪斯中校)反覆審閱他的演講稿。晚上，他先是前往參議院、戰爭部和海軍部討論宣戰事宜，隨後在20:30分前後到達國會。他走上演講臺，按特定的順序在講桌上疊好他的講稿。隨後響起一陣威爾遜在國會所不曾體驗過的雷鳴般的掌聲。議員們的掌聲熱烈而持久，以至於威爾遜因急於開始他的講話而等得有些不耐煩。他神情嚴肅、凝重，除了幾次揚起一隻手臂外，在整個演講過程中幾乎不做肢體動作。
在這篇諮文中，威爾遜着重向國會闡述了美國爲什麼要參戰。他先指出德意志帝國政府已經聲明其潛艇將擊沉任何駛近英國、愛爾蘭和西歐海岸的船隻。而令他擔憂的並不是因此造成的船隻或財產損失，卻是將被這些無差別攻擊所奪去的無辜生命。威爾遜宣稱，儘管他之前的想法是保持武裝中立國地位，但這已顯然變得不合時宜。他建議國會作出聲明，宣佈德意志帝國政府所採取的行動已經無異於對美國的戰爭。
威爾遜接着陳述這場戰爭的目標是“捍衛人類世界的和平與公正原則，對抗自私和獨裁的強權”。他還描述了德國對美國的其他暗中破壞與攻擊，稱他們已經“在我們從不懷疑其成員的社會以至政府機關中到處安插間諜，爲破壞我們對國策的團結擁護、以及我國工商界內外的平靜祥和設置種種陰謀詭計。”此外，由於美國還從一封截獲的送往德國駐墨西哥大使的電報中得到德國意圖說服墨西哥攻擊美國的證據，威爾遜認爲德國政府“打算在我們家門口煽動我們的敵人。”
在演講最後，威爾遜稱世界將再次得到民主所需要的安全。演講結束時，全體聽衆再次給威爾遜報以熱烈的掌聲。他的演講並不只是針對國會，而是也包括美國公衆。
一戰的反對者
根據威斯康星州參議員羅伯特·M·拉佛萊特(Robert M. La Follette, Sr.)的說法，很多人是反對戰爭的。在國會討論是否宣戰的四天中的三天內，拉佛萊特就收到數封反對參戰的電報和請願信。他後來成爲僅有的6名對參戰投反對票的議員之一。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喬治·W·諾里斯(George W. Norris)也反對參戰。他說：“我最爲強烈而真摯地反對採取任何將把我們的國家帶入這場正在歐洲進行的毫無價值的戰爭中去的步驟。”他給出了一些合理的理由來說明爲什麼美國對德宣戰是不公的。其中一個是，當1916年11月4日英國宣佈了一個戰爭區域後，美國表示服從;可當德國在1917年2月4日也宣告了一個戰爭區域時美國卻表示反對。儘管英德兩國都違反了國際法並干涉了美國的中立權，美國卻只針對德國採取行動。此外，他還指出雙方都有許多野蠻和非人道的戰爭行爲。諾里斯相信政府想參戰只是因爲那些富人已經在資助英國作戰。他告訴國會，唯一將從戰爭中受益的人是“軍火製造商、股票經紀人和債券販子”，並向國會提交了一封由紐約證券交易所員工所寫的信作爲證據。他總結這個證據稱：“這裏我們有了一個能代表那個階級的人。他所在的階級將因我們捲入當前的戰爭而腰纏萬貫。他們已經掙了幾百萬。如果我們參戰他們還要再掙上幾億不止。”諾里斯認爲戰爭是不值得的，因爲它只是使富人受益和向交戰國提供軍火。他說：“戰爭不會爲集體大衆和愛國市民們帶來繁榮。它會增加那些辛勤勞作者和那些爲生計奔波者的負擔，它只會將財富帶給那些華爾街的股票賭徒——一羣已經享有花也花不完的財富的人。”
拉佛萊特的論點與諾里斯基本一致。他還認爲美國的聲譽將因戰爭而惡化，稱：“當我們與那些外國政府合作時，我們認可他們的方法。我們同意大不列顛對國際法的違反;我們支持那些我們也曾一再抗議的、可鄙的戰爭方式。”他雖承認威爾遜講話的價值，以及他觸動觀衆情感的技巧，但也批評說：“在演講的很多地方所表達的是一種故意營造來打動美國人心靈的興奮之情。而這興奮之情一旦有與之一致的行爲相做伴，就必將得到民衆的支持。”
儘管有拉佛萊特、諾里斯等人的反對，國會還是於1917年4月4日對三國同盟宣戰。
對亞美尼亞人的援助
亞美尼亞人生活悲慘，威爾遜向國會請求獲准以人道主義援助的形式進行干預。
1913年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被任命爲駐奧斯曼帝國大使。摩根索在他任內盡全力緩解土耳其當局行動所造成的惡果。他給威爾遜發了一封題爲“亞美尼亞局勢”(Armenian situation)的電報，講述了亞美尼亞人所面臨的巨大苦難。關於種族滅絕的深入情況，摩根索在他所著的《摩根索大使的故事》(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一書中作了詳細闡述。這本書被他題獻給威爾遜。摩根索還建立了美國近東救援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Relief in the Near East)以協調對亞美尼亞的人道援助。
支持猶太復國運動
威爾遜同情猶太人的悲慘境遇(尤於法國和波蘭)，他在1919年反覆重申美國的政策是默許貝爾福宣言的內容，但不會官方支持猶太復國運動。
推動20世紀美國黑人種族隔離政策
威爾遜是白人優越主義者。他爲奴隸制辯護道：“奴隸們都曾得到他們主人寬厚的、甚至充滿深情的對待。”威爾遜還堅稱重建時期黑人的政治參與構成了一次“超乎尋常的公然犯罪的盛宴”，還將在南方黑人投票和由黑人擔任公職的消亡稱作白人天然的、不可避免的優越體現。作爲美國總統，威爾遜支持他的閣僚在各自所轄的機關內實施種族隔離。對於有些部門來說這是1863年來的頭一次。威爾遜“強烈地支持南方領導者關於不加北方干涉、獨立處理種族和黑人投票事宜的請求，以確保這些州可以順利地通過那些剝奪黑人公民權的法律”。可以說，威爾遜不僅是容忍、根本是支持確立各種打着“隔離但平等”旗號的法律。威爾遜之後的幾任政府都保留了他在聯邦政府內創建的隔離體制，直到杜魯門時代才告終結。
所獲榮譽
威爾遜於1919年因爲倡導國際聯盟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獲獎原因：美國總統、國際聯盟的最初倡導者。
和平獎的得主可以獲得一枚勳章、一張獎狀以及獎金。
1924年他獲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一職，這是他成爲美國曆史上僅有的兩位擔任過此職的總統之一。另一位是西奧多·羅斯福(1912)。
1924年2月3日，威爾遜病逝於位於S大街的家中。他被葬於華盛頓國家座堂。他是唯一一位葬於此的美國總統。
1961年12月28日，坐落於特區附近的伍德羅·威爾遜大橋開通。
1962年曆史學家對31位總統的投票排名，威爾遜高居前4位。
全國史蹟保存託管會(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將威爾遜居住的房屋改爲紀念威爾遜的故居博物館，於1964年對外開放。博物館於1964年被列爲國家歷史地標(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1966年列入國家史蹟名錄。
人物評價
在威爾遜大學剛畢業時，他曾寫道：“一個總統，只要他的能力允許，想在法律和道德方面成爲多麼偉大的一個人物，就可以成爲那樣的一個人物。”果然，，當他自己登上總統職位時，他實踐了自己年輕時的這個說法。在美國人心中，他是可以與林肯比肩的巨人。美國史學家認爲：威爾遜是使美國取得重大進步的具有遠見卓識的偉人。
“如果拋開宗教信仰對他的影響，你是不可能真正認識和了解這個人的，”一位知名學者談及伍德羅·威爾遜時這樣說道，“這是因爲他的一舉一動最終是由他的基督教信仰所決定的。”威爾遜，這位美國第二十八位總統，是一對以虔敬而知名的長會牧師夫婦的兒子，生長在南方的他經歷了內戰和蕭條的戰後時期，曾經親眼目睹了戰爭帶來的恐懼和困苦。
這些童年的經歷，不僅告訴我們爲什麼威爾遜總統要竭力阻止美國捲入一戰，而且也使我們明白，爲什麼努力失敗後，他還不辭辛苦地謀求戰後公正、持久的和平。遺憾的是，威爾遜主張國家之間通過交流和對話，和平解決爭端的“民主安全”願望，從來沒有實現過。
——摘自同名書籍《伍德羅·威爾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