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克里斯蒂娃的幾乎所有著述都被譯爲英文，其中大部分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這當中，最爲重要的與有影響的英譯版著作是由托裏·莫娃(TorilMoi)的，《性/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Theory,，1986)，約翰·裏奇(John Lechte)的《朱麗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90)，A.E.本雅明(A.E.Benjamin)和約翰·弗萊徹(John Fletcher)合編的《卑賤、憂鬱和愛情：朱麗亞·克里斯蒂娃的著作》(Abjection, Melancholia and Love: The Works of Julia Kristeca, 1990)，大衛·多恩菲爾德(David. R. Crownfield)主編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身體/文本—宗教、女性和精神分析》(Body/Text in Julia Kristeva – Religion，Women，and Psychoanalysis,，1992)，凱莉·奧裏弗所著的《閱讀克里斯蒂娃》(Reading Kristeva： Unraveling the Double–Bind，1993)和她主編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倫理、政治與差異》(Ethics， Politics， and Difference in Julia Kristeva’s Writing,，1993)，還有諾勒·麥克菲(Noelle MacAfee)的《朱麗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2004)等著作。這充分顯示了克里斯蒂娃在西方學術界的重要地位。
托裏·莫娃(Toril Moi, 1986a)指出，克里斯蒂娃早期研究的知識背景包括了馬克思主義、形式主義和黑格爾哲學。她對俄國形式主義的瞭解來自於在東歐時期的學習：克里斯蒂娃與同胞茨維坦·託洛多夫(Tzvetan Torodov)一起將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巴赫金的理論介紹到歐洲。這一時期的學習還令她擁有了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托裏·莫娃認爲，這種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雙重知識背景，使克里斯蒂娃不僅能夠很快地接受結構主義，而且能夠以自己獨特的計劃運用和改造結構主義。
諾勒·麥克菲(Noelle MacAfee， 2004)認爲，克里斯蒂娃的哲學是歐洲近現代主體性哲學傳統的一部分，她承繼了黑格爾、尼采以來及法國一系列哲學家的腳步，利用後結構主義工具，對關於主體性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提供了一個明確的解釋。麥克菲指出：克里斯蒂娃發展了另一個形而上學的傳統，即“過程哲學”，它根本區別於從柏拉圖到笛卡爾的絕對同一與凝固化的實體論形而上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