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真相很簡單，儘管常常讓人痛苦。抗戰時長期擔任戰區司令長官，對這場戰爭可謂瞭如指掌的張發奎晚年回憶明確表示：“我感覺敵人能攻佔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他們沒有佔領某地，那是因爲他們不想要。在整個抗戰期間我思路一貫都是這樣。一切都是時間問題。”
在中國，無論是經歷過這場戰爭的哪一方、哪種政治勢力，都很難像張發奎這樣直白地表述這場戰爭，因爲中國畢竟是一個戰勝國，說出這樣的話，難免有令人喪氣之感，自尊心很難讓人承認這一點。儘管，如果我們瞭解當年這場戰爭的實力對比，瞭解戰爭的具體進程，或許，對這樣的結論並不會感到如何驚奇。事實上，抗戰期間，無論是蔣介石的“持久消耗”，還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對日戰略的擬訂，首先必須面對的都是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力不如人，而且是嚴重的力不如人。
抗戰時期三次大規模會戰：淞滬、武漢和豫湘桂會戰，張發奎均親身參與。淞滬會戰時，他和張治中分任右翼、左翼軍總司令，全程參與戰事，目睹“士氣高昂”(171頁)的中國軍隊在日軍強大炮火下遭受慘痛損失。武漢會戰時他是第二兵團總司令，在江西九江、湖北通城一帶歷經硬戰。這兩次會戰，中國軍隊在戰場上均保持絕對的人員優勢，兩軍在前方直接對壘的人數比例基本保持在五比一左右，以此稍稍彌補雙方武器、訓練、戰鬥意志等方面的差距。即便如此，中國也無法阻擋日軍的攻勢，只能依靠廣土衆民，依靠正面的持續抵抗及敵後的廣泛游擊戰，依靠國際間尤其是日、蘇、美的相互制約，逐漸把日軍的強大攻勢化解於無形。
1944年的豫湘桂會戰，中國敗得最慘。張發奎時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參加桂柳會戰，遭受崩潰性的慘敗。相較淞滬和武漢會戰，豫湘桂會戰是中日兩軍在戰場上人數對比最接近的一次。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節節失利，面臨失敗的背景下，在中國大陸出動其侵華以來最多兵員，發動最後也是最銳利的一擊，對中國軍隊形成極其沉重的打擊。在豫中戰場，日軍近二十萬人對第一戰區的二十多萬人，中國在人數上僅稍佔優勢，根本無力抵擋日軍進攻，日軍橫掃中原其實並不讓人意外。在長衡戰場，日軍出動兵員約二十萬人，中方使用兵力四十萬人以上，雖然人數超過一倍，但這樣的優勢依然無法有效阻遏日軍的進攻;儘管由於方先覺的第十軍浴血奮戰，締造衡陽保衛戰悲壯戰例，但仍然無法阻擋日軍打通粵漢線計劃。桂柳戰場實力更加懸殊，中國第四戰區此時所轄部隊不到六萬人，而日軍可以出動兵員爲十餘萬，中國軍隊人數上甚至都處於劣勢，因此，較之此前的豫中、長衡戰場，桂柳戰場崩潰更加徹底，戰區長官張發奎被逼得從廣西逃進貴州，“成了無兵司令——失去了自己的戰區”。
多年來，我們一直強調戰爭受多種因素影響，戰爭勝敗不可唯武器論，這自然是至理名言;但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戰爭終究是實力的較量，槍桿子在戰場上最有發言權。在考察戰爭時，不研究兵力對比，不追問武器良窳，同樣無法真正瞭解一場戰爭的底蘊。只有經歷過戰爭洗禮，對後世、對歷史抱着一種負責的任態度，當然還有渴求歷史真相的訪談者的努力追索，纔會得到本文一開始張發奎那樣的結論。
作爲軍人，張發奎可謂戎馬一生。他出生在粵北，投入粵軍後逐漸成長爲粵軍中的一員悍將，北伐時率第四軍第十師贏得汀泗橋大捷，張發奎的名字常常和“鐵軍”聯繫在一起。雖然身處國民黨陣營，但張發奎不屬於蔣介石的親信，在汪精衛投敵前，一直是汪的忠實追隨者。因此，張發奎和蔣介石毋寧說更多時候是不同營壘的對手。在國共鬥爭這樣一個大框架下，張發奎雖不能說身在曹營心在漢，但其思想相對左傾應屬事實。從北伐時期開始，張長期與中共黨人保持良好關係。正是由於這樣特殊的身份，他對許多問題的觀察相對可以超脫政治圈子的限制。弔詭的是，正是這樣一個思想遊走在國共間的國民黨人，卻在國民黨分共後，捲入中共首次武裝反抗風暴的中心。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分共後，共產黨人和蘇聯顧問加緊運動張發奎，希望他繼續擎起革命的大旗。1927年7月，新組成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組織中共在國民革命軍中的一部分力量，聯合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開回廣東，號召農民暴動實現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但是，在這關鍵時刻，張發奎態度曖昧，對必須在共產黨和汪之間作出選擇，瞻顧徘徊、舉棋不定。蘇聯顧問報告：“首先，張發奎聲稱，沒有汪精衛他不去。接着，張發奎在決定與武漢政府決裂的時間時表現得極其慎重。”對此，張發奎的解釋是：“我認爲，革命成功之前，革命力量不應該分裂。當然，一旦汪精衛決定分共，我會支持他，因爲在這個問題上他比我更高瞻遠矚。正如我常說的，服從命令是軍人的神聖職責。”(92頁)顯然，張發奎在關鍵時刻不想獨樹一幟，政治上不想離開汪，也沒有與共產黨繼續合作的決心。在和共產黨保持接觸的同時，面對武漢方面要他表態的壓力，要求部隊中的共產黨員正式聲明退出共產黨，同時，高級軍官中的共產黨員必須離開。
依靠張發奎無望，共產黨人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獨立發動武裝暴動。1927年8月1日，中共發起南昌起義。起義爆發後，留在張發奎部隊中的共產黨人處境兇險，前程未卜，命運幾繫於張發奎一手。此時，張發奎採取了剋制的態度。幾十年後，張發奎回憶其處理過程：“共產黨員都被集中到九江，我說：願意去南昌的，可以同郭沫若一起走，不願去南昌的將被送往上海或任何他們願意去的地方。他們會獲發路費。我們分共並不意味着暴力，是指共產黨員要退出政府與軍隊中。我坦率要求他們，當我準備攻擊南昌時，走到一邊去。唐生智亂殺共產黨人，我不能這樣幹。我甚至沒有抓過共產黨。”(97頁)
一個人的回憶總會有感情色彩，揚己抑人更是很多回憶錄都不能擺脫的通病。晚年的張發奎不失爲一個可愛的老人，但也不能完全免於人類自私、自戀的毛病，因此，回憶中難免有些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實。不過，具體到送共產黨員去南昌這件事本身，張發奎確實沒有說謊。郭沫若在回憶中提到，根據張發奎的要求，在九江的共產黨員政工幹部集合起來，和郭沫若一起離開。
不過，張發奎不會談到他和蔡廷鍇之間的一段公案。蔡廷鍇原系陳銘樞第十一軍舊部，1927年3月陳離開武漢投奔蔣介石後，張發奎接掌第十一軍，蔡廷鍇雖仍襲舊職，但與張發奎間上下並不相安。南昌起義中，蔡廷鍇順勢借參加起義脫離張發奎，隨後再尋機與中共分道揚鑣。和張發奎一樣，蔡廷鍇與中共分手後，對共產黨也採取不趕盡殺絕的做法。當時，張發奎曾致電蔡廷鍇，要求將部隊中的中共黨人“範孟聲、徐石麟等槍決”。張發奎在自己部隊中未開殺戒，卻要蔡廷鍇殺共產黨，顯有借刀殺人之意。蔡廷鍇當然也不傻，反而派其參謀長持張電傳示範孟聲、徐石麟等，並傳達蔡的意思：“張發奎太無人情，蔡願保留爾後合作餘地。”將二人悄悄送走;對張發奎則電覆已將範孟聲、徐石麟等槍決。
張發奎、蔡廷鍇這段往還，可以清楚顯示民國年間一些政客或軍人，爲人處事的基本手段：處處留情，不把事做絕，這是當年生存的不二法門。它也提醒我們：看人讀史，切切不可僅僅看到別人想讓你看到的部分，不管是什麼人、什麼事，都是如此。
作爲一部由哥倫比亞大學專業人士所做的訪談回憶，《張發奎口述自傳》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是留下不少關於軍隊組織、供應的記載，通過這些記載，可以更加準確認知當年的軍隊乃至政治、社會狀況，這是這本回憶錄獨具特色之處。
張發奎長期供職粵軍，歷經多個層級，對粵軍狀況可謂瞭如指掌。他詳細講述了粵軍的徵募、訓練、薪餉、伙食、衣着、武器、獎懲、通訊、情報、補給等方面的狀況，有趣的是，他提到，當年“當部隊奉命駐守某地時，士兵會自己飼養豬與雞，栽種蔬菜，以改善伙食”(18頁)，看來部隊自力更生在中國也是其來有自。當然，他也沒有諱言：“每當商人們告訴我們，他們想設立一些番攤(賭桌)或煙榻，允諾每月繳付一筆貢金，我就答應了。用這一方法，我賺了一大筆錢。”(41頁)坐地分肥，這就是當年軍人的常態。
成爲國軍後，張發奎從旅長做到國民黨臨敗退前的陸軍總司令，風雨滄桑二十多年。對每個時期國軍的狀況，張發奎都有回憶，他回憶北伐時期，“民衆爲我們當挑夫、當偵探、擡傷員。燒水煮粥，也幫助我們破壞鐵路。有時他們收取酬勞，但有時也會自願提供服務”(59頁)。這樣的狀況，歷史研究者常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對抗戰時期後勤供應的回憶，尤具意味。
抗戰爆發後，中國不僅軍事上受到強大壓迫，後勤系統要維持龐大的戰爭機器運轉，也相當艱難。張發奎提到：“士兵每月有兩元醫藥費，但隨着通貨膨脹加劇，幾乎買不到什麼東西。有時冬天過去棉衣還沒有運到，士兵只好挨凍。隨着戰事的持續，士兵們的情況無疑日益惡化。”(228頁)1941年，鑑於糧價飛漲，軍糧購辦困難，國民政府推行田賦徵實，即將原來的貨幣納稅改爲農產實物交稅。這一改變，張發奎認爲最大的成效就是避免了軍隊與民衆的衝突。因爲“部隊的食米供應方面，由中央向各省規定每年應徵糧的總數，各省主席再將徵糧數攤派到屬下各縣，然後保長告訴民衆把應繳糧食送到縣政府，由縣府報給行政專員，後者依次呈報省政府。省政府交給我一張全省各縣的徵糧統計單，我將食米定量分派給軍級單位”(236頁)。軍糧供應，由軍隊和地方政府接洽，軍隊不再和民衆直接發生關係，避免了軍民關係因此惡化。
作爲讀者，對張發奎所述這樣一種制度的改變特別注意，是因爲當今的普通讀者乃至史學研究者，對當年許多制度的演變及其後包含的意義，缺乏足夠了解，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口耳相傳的訛論長期左右着人們的思維，很少有人能夠耐心對當年實際運作的狀況做細緻入微的考察。作爲一個口述訪談，能夠花這麼多的篇幅談論這些話題，足可見訪談者的精心、關懷和訓練，而張發奎作爲一個相對單純的軍人，其回憶也頗具參考價值，值得閱讀者認真對待。
一部訪談不可能涵蓋一切，能夠在訪談中儘可能挖掘出訪談對象潛藏於心中的歷史祕辛，已經難能可貴。這部訪談面對歷史的態度，可以部分糾正筆者已經形成的對回憶錄深刻疑慮的偏見。在諸多自吹自擂的回憶錄的汪洋大海中，這部回憶錄告訴我們，畢竟，回憶錄也還是可以這樣寫的。儘管，沒有也不可能有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