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賓(1895～1963)字彥堂，又作雁堂，號平廬，男，漢族，溫縣林肇鄉董楊門村人。他29歲前，從未放棄學業，自1923年起，曾以旁聽生資格就讀於北京大學。1925～1927年，先後在福建協和大學、河南中州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任講師、副教授和教授。1928～1946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任通信員、員、研究員及代理所長等職。1947～1948年，任美國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1948年，被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大陸解放後，移居臺灣和香港，長期擔任臺灣大學歷史語言所所長、教授。其間曾於1956～1958年任香港大學、崇基書院、新亞書院和珠海書院研究員或教授。他一生主要從事甲骨文考古與研究。世所公認，他是全國甲骨學中少有的幾個大師級學者之一。在中國學術界，曾有"甲骨四堂"之說。四堂者，雪堂羅振玉、觀堂王國維、鼎堂郭沫若、彥堂董作賓也。
董作賓早年隨父流寓南陽，父經商，家境清寒。他6歲入塾，12歲結婚;於求學之餘，曾以印衣袖、刻印章、寫春聯等勞作，彌補家庭收入之不足。29歲前，雖然未放棄學業，但也未能潛心研讀，大半是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學業的。他曾先後就讀於南陽的元宗小學、縣師範講習所、開封的河南育才館。在開封學"商簡"時，始知有甲骨文。1923年，經人介紹到北京大學抄寫講義。因工作勤奮，爲馮友蘭、徐旭生、顧頡剛等教授所器重，特許在北京大學當旁聽生，並開始了甲骨文的學習研究。
改變董作賓學術及生活道路的是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他是於1927年在廣州中山大學任副教授時，結識傅斯年的。1928年4月，傅斯年負責籌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寫信給因母病回南陽中學任國文教員的董作賓，聘他爲通信員，安排其負責調查洛陽石經及安陽殷墟甲骨出土的情形。董作賓欣然受命，遂於1928年夏至安陽小屯，認真進行了實地考察工作。
小屯村的龜甲獸骨是19世紀農民耕田時發現的，當時的藥材商把它當做"龍骨"廉價收買。直到20世紀20年代，甲骨文研究方引起海內外學者的關注。但由於古董商、藥材商多年在小屯村掠奪性地挖掘、搶購，使殷墟的古文物遭到嚴重破壞。董作賓目睹此狀，深感痛心。於是，他撰寫了有關調查報告，詳細述及了考察見聞，並提出了新的發掘計劃，呈交傅斯年。
這個報告，很快得到傅斯年的重視。1928年秋，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董作賓被聘爲員，主持小屯遺址的試掘工作。試掘工作從10月13日開始，到31日結束，收穫頗豐。他又用近一個月的時間，撰寫了試掘報告，摹寫了出土的甲骨文字，並就許多文字的考釋，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這一報告爲殷墟進一步發掘，提供了切實的依據。從此，董作賓的名字便與殷墟考古和甲骨文字的研究連在了一起。
考古發掘是一項耐心細緻的工作，尤其是在屢遭毀壞的歷史廢墟上發掘，就更要有敬業與獻身精神，更要有科學的態度和方法。董作賓正是以這種精神和態度，以對事業的無限熱忱充分發揮自己聰明才智進行考古工作。從1928年10月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董作賓主持或協助李濟博士主持史語所考古組，先後對殷墟共進行15次發掘，獲得了大量的有字的甲骨和無字的器物，其中最重要的是1929年12月12日發掘的"大龜四版"。這個發現，轟動了中國學術界。李濟說："'大龜四版'的發現，爲現代中國考古學建置了一塊穩定的基石。"遠在日本的郭沫若得知這一消息，立即寫信給史語所，索要拓片，董作賓滿足了他的要求。這些拓片，對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對充實他的《卜辭通纂》起到了極重要的作用。他在《卜辭通纂·序》中說："大抵卜辭研究自羅、王而外，以董氏所獲爲多，董氏之貢獻在於與李濟博士同闢出殷墟發掘的新紀元。"後來，董作賓將其發掘的甲骨文，凡13047片，著錄於《殷墟文字甲編》(1948)和《殷墟文字乙編》(1948～1953)之中。
董作賓對甲骨文研究的貢獻，不僅表現在發掘整理上，尤表現在解讀與刻法的研究上。
甲骨學界到今還流傳着董作賓研究"卜"字形、聲、義的趣談。甲骨文中時常有倒豎各異的"卜"字，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這個符號究竟代表什麼?當時尚無確切的解釋。爲求其解，董作賓頗費一番心思。那時他住在北海靜心齋，面對拓片苦苦思索。後來，他到藥店買了甲骨，依照古人在上面鑽刻，然後點燃香火湊在鑽鑿之處灼烤，灼烤到一定程度，龜甲上發出與"卜"音相近之聲;他翻過龜甲，發現灼烤炸出之像，便成"卜"形。他對照甲骨拓片反覆比較，得知這種"卜"兆之象，便是"卜"字的原始字形。早期"卜"字，中間總是一直豎，但旁邊的一點可在左在右，可向上向下，視鑽灼的部位而定。中間一直固定不變，是因爲鑽鑿時，中間的刻槽最深，被火一灼，最薄的地方先炸裂。就是這樣，他對"卜"字的形、聲、義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一字破釋，揭開了甲骨文研究中不少難解之謎。
對甲骨文的契刻研究，他同樣下過一番獨特的功夫。爲此，他曾特意在安陽結識一個以刻假甲骨文爲業的雕刻家，從中學到許多辨別真僞甲骨文的知識，同時進行了另一種極有價值的實驗。他曾多次用放大鏡仔細審視刻字交叉的地方，又對照放大20倍照片仔細觀察，他發現刻契甲骨文有固定的習慣，有的先刻直畫，再刻橫畫，有的則先刻橫畫，再刻直畫。刻直時完全刻直，刻橫時完全刻橫，從不象寫字那樣交叉進行。對比不同實物與拓片，細心研究刻辭筆畫的先後次序，他發現刻辭的習慣因時代不同而異。這一發現，對考證刻辭的年代大有裨益，進而對考察不同年代的社會文化亦大有裨益。
董作賓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於1931年撰寫了《大龜四版的考釋》，繼而於1933年又撰寫了《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在《大龜四版的考釋》中，他提出了"貞人說"，認爲由"貞人"可以推斷出甲骨文的時代;而《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則將《大龜四版的考釋》中八項斷代標準，進一步確定爲：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十項標準。並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劃分爲：武丁(及其以前的盤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5個時期。從而使甲骨文研究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殷歷譜》是董作賓長期苦心經營的另一部甲骨學力作。從1930年開始，董作賓即注意到甲骨文中對日、旬、月、年的記錄，爾後不斷彙集有關資料，細心整理，到1935年方理出頭緒。深入研究則是在戰亂流離中進行的。抗日戰爭開始後，董作賓即隨史語所先後流寓於長沙、桂林、昆明等地。1940年日寇-滇緬公路，雲南告急，史語所又遷至四川李莊板栗坳。大遷移，讓人疲憊不堪，心神難定，再加上生活清苦，不少人已另謀生計，留下來的人亦難把精力集中到學術研究上。但董作賓不管遷到哪裏，只要能放下書桌，就立即投入工作。在昆明，史語所設在龍泉響應寺，考古組在寺內的龍頭書塢安置下來，面積狹小，走廊作室，研究與住宿同屋，人員與標本共棲，他沒有停止工作。在李莊，生活尤爲艱難，當時董作賓家庭人口多，薪水少，時有斷炊之慮，但他仍未放棄對殷歷的研究。
《殷歷譜》雖系歷譜，卻涉及多方面的知識。爲求精確，董作賓曾向有關學者請教，發奮攻讀天文曆法方面的書籍。書的內容涉及大量數字，僅推算一項，足以令常人望而生嘆。有段時間，他曾陷在數字堆裏，或筆算，或珠算，整日忙個不停。有人戲說："歷史語言研究所變成數學研究所了。"
《殷歷譜》於1943年着手寫作，當時抗日戰爭已進入最艱苦階段，物質條件極爲匱乏。他白天處理日常公務，晚上點起桐油燈寫作至深宵。他的寫作不同一般方式，而是用自研的石印油墨一字一字地寫在石印原紙上來印製，每日寫印一頁或兩頁。直到1945年4月，全書才寫印而成，歷時一年又4個月。該書分上下兩編14卷，把殷代的歷譜做了全面整理。以當時的資料和研究環境來說，編寫此書實在是一項艱鉅浩繁的工作。
《殷歷譜》出版後，當時國民黨政府爲其頒發了嘉勉令，許多著名學者紛紛致函道賀。傅斯年說："《殷歷譜》使中國歷史向上增益300年"，李濟博士稱《殷歷譜》是："一部劃時代的大貢獻"，"爲甲骨學開拓了一個新天地"，"是學術界一件偉大的創舉"。
董作賓一生的學術論文約200餘篇，內容除甲骨學外，還涉及商代歷史的諸多方面。20世紀60年代，世界書局和藝術印書館出版有《董作賓學術論著》和《平廬文存》;70年代，藝文印書館又出版有《董作賓先生全集》分甲、乙編，凡12冊。
此外，董作賓還是著名的甲骨文書法家。至今，許多海內外學者無不以珍藏他的手跡爲榮。
董作賓先生於1963年11月23日卒於臺北市。一個多月後在印度舉行的第26屆東方學會年會上，德國漢學家福安柯(franke)提議，爲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董作賓默哀一分鐘。這一提議得到與會學者的一致響應。於是，會場氣氛莊嚴肅穆，人們以沉痛的心情悼念這位聞名世界的甲骨學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