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夏天有多熱?據《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記載，史上最熱的夏天出現於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當時，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師威暑。”天津：“苦熱,土石皆焦……”河北高邑：“薰熱難當，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山東高青：“大旱千里，室內器具俱熱，風炙樹木向西南輒多死”……
西周時期“七月流火”
儘管古代夏季氣溫資料極爲缺乏、簡單，直到明清之後纔開始豐富、詳細起來，但古代文人筆下有關“天太熱”的記述，多少彌補了氣象史料的不足。
古人形容夏天炎熱最出名的一句話，是“七月流火”。此說出自《詩經·國風·豳風》中的《七月》一詩，詩歌開頭即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周代曆法中的第一個月與夏曆(陰曆)不同，是夏曆中的十一月份，比夏曆正好提前兩個月，也就是說“七月流火”，實際是形容夏曆的“五月天”，相當於現在公元陽曆的夏季六七月。從“七月流火”來看，西周時期的夏季氣溫確實不低，可能比現代要熱。
對這一解釋，不少飽學之士曾有異議。有人認爲，《七月》所寫所記的是當時的農時農事，對四季變化與飛鳥、動物的關係很敏感。如“七月鳴，八月載績”，，即伯勞鳥，每年6月21日前後的夏至時節開始出現、鳴叫，冬至去，古人稱此鳥爲“司至之鳥”。所以，三國時魏國儒學大師王肅談及《七月》一詩時稱：“蟬及皆以五月始鳴，今雲七月，共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王肅的言下之意是“七月流火”實爲“五月流火”。
“七月流火”被現代人用來形容天氣炎熱，也曾引發頗多質疑。2005年7月12日，臺灣新黨黨主席鬱慕明到中國人民大學演講，校長紀寶成在致辭時便說，“七月流火，但充滿熱情的豈止是天氣”。紀寶成的致詞旋即遭到炮轟，稱人大校長“沒文化”。質疑者的理由是，“七月流火”爲七月大火星西去的意思，表示“暑氣漸退，天氣轉涼”。
據考，把“火”理解爲“大火星”，最早是東漢史學家班固在其所撰的《漢書·律曆志》中的學術觀點，此後便被持“大火星說”者據爲經典。其實，班固的觀點也僅是一家之言。因爲從“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來看，《詩經》中的原意可能的確是指天熱，表示“七月還很炎熱，九月就已秋涼”。《詩經》成書於周代，其收錄詩歌的創作時間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時期，除了在西周早期有過短暫的寒冷期之外，大部分時間都比較溫暖，夏季氣溫比現在約高2℃。而且《詩經》中的詩歌採自民間，如果說創作者那時就知道“大火星”一說，並無證據。因此“七月流火”在《詩經》中的原意未必是說“天氣轉涼”，反而可能就是形容“天氣炎熱”。
退而言之，即便“七月流火”有天氣轉涼之意，也側面說明西周時期的夏天非常炎熱，不然詩人怎麼會有天氣轉涼、氣溫下降的深切感受?
南宋嘉定八年
“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在氣象學上，一般以日最高氣溫達到或超過35℃作爲高溫的標準，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溫，稱爲“熱浪”，屬於氣象災害，古人稱爲“熱災”。從《中國氣象災害大典·綜合卷》的統計分析來看，熱災相對其他自然災害並不是太多，與“霜災”並列，約佔總數的1%。
氣候學家竺可楨有一種觀點，認爲在公元1900年以前，中國氣候史上出現過四個“溫暖期”，相應的也有四個“寒冷期”。除公元前1100年之前的第一個溫暖期持續時間很長外，其他三個總是交替出現。
相對來說，熱災多發生在氣候“溫暖期”內，明顯多於寒冷期。如從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個溫暖期內，夏季極端高溫天氣就較多。
唐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麥枯槁”。《舊唐書·德宗紀》上稱，這一年“夏，熱甚”。通俗說來，就是這個夏天太熱了。
五代後梁開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舊五代史·梁書·太祖紀四》記載，這天是“亢陽”，意思是太陽太厲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說的“毒太陽”。
這樣的極端天氣在北宋初年較多，而且宋代詩中多有描寫。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薰炙勢自如”;陳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頃刻不可對”……
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六月，大熱，民有渴死者”;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四月丁卯“隆暑”，六月壬午“人多渴死”。
在公元1400年以前，高溫熱浪天氣涉及範圍最大的一次，發生於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當時的皇帝是趙擴(寧宗)，今河南、安徽、江蘇、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熱災。這一年又恰逢大旱，災情嚴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這樣的記載：“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燠”的本意是溫暖，史書上稱“大燠”，則是“太熱了”。因爲對水的需求過於旺盛，“行都斛水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放在眼下，這一杯水能值10元人民幣，那時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貴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衆”。
清乾隆八年
“京師威暑”河北高邑“日中鉛錫銷化”
然而，嘉定八年並不是中國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史上最熱的夏天出現於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從《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第三卷“清代氣象記錄(上)”中可以看到，這一年高溫幾乎涉及半個中國，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等整個華北地區異常炎熱，可以說是超級酷暑。有關乾隆八年極端炎熱記錄，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記錄，茲錄幾條如下——
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師威暑。”(《續東華錄》)
天津：“五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同治《續天津縣誌》)
河北高邑：“(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熱難當，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人多渴死。”(民國《高邑縣誌》)
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京師更甚，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乾隆《浮山縣誌》)
山東高青：“大旱千里，室內器具俱熱，風炙樹木向西南輒多死。六月間，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熱死。”(乾隆《青城縣誌》)
由此可見，當時的整個華北地區完全進入“燒烤模式”。《續東華錄》中使用了“威暑”來記錄當時的高溫，天氣熱得像發了威要吃人的老虎，來勢兇猛。
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況最糟糕。當時法國教士A.Gaubil(中文名“宋君榮”)正在北京，他在日後寄往巴黎的目擊報告中寫道：“北京的老人稱，從未見過像1743年7月這樣的高溫”;“7月13 日以來炎熱已難以忍受，而且許多窮人和胖人死去的景況引起了普遍的驚慌。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爾後在路上、街道或室內被發現，許多基督徒爲之禱告”。
當時北京總共熱死多少人呢?宋君榮引用當時朝廷官員的統計稱，“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內已有11400人死於炎熱。”實際被熱死的人數當不止這些，加上其他地區，死人之衆可想而知。
史上最熱夏天的溫度到底有多高?根據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古氣候研究室主任、氣候變化研究首席專家張德二的研究換算，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氣溫值，均高於40℃。其中以7月25日的溫度值最高，達到了驚人的44.4℃。
這一極端高溫紀錄至今未被超過，民國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和公元1999年夏季，華北先後出現了兩次極端高溫紀錄，分別爲42.6℃、42.2℃，低乾隆八年2℃上下。
古人如何應對
極端高溫天氣
據統計，在公元1911年以前的1000年間，中國歷史上典型的“炎夏”有19次。遇到如此極端高溫天氣咋辦?宋人釋子益的選擇是，“北窗一枕黑甜餘，細聽松風雜流水”，這即是古人“戰高溫”的一種態度。當然，朝廷也會採取相應措施。雖然沒有高溫預警機制，但官府會讓老百姓減少外出和勞作，給受災人口補助，以幫助大家過夏天。如《宋史·真宗紀二》中記載，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六月，盛暑，減京城役工日課之半”。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皇帝趙恆(真宗)親自下聖旨，在京城的打工者每天工作量減少一半。
在“熱災”發生時，有的朝代還會開展慈善和救濟活動。如唐貞元十四年，朝廷便“出太倉粟賑貸”;在史上最熱的乾隆八年夏天，乾隆皇帝曾命令有關官員採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門發放藥物”，以減少中暑和死亡。
此外，過去迷信認爲，出現極端天氣是天神對人間君主的警示和懲罰。因此有的皇帝會檢討自己的施政過失。一是懲罰自己，減少飲食，即所謂“減膳”。如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六月“炎旱”，《魏書·天象志》記載，當時的皇帝元詡(孝明帝)便是“減膳”。二是“慮囚”，即複審牢裏的囚犯，糾正冤假錯案。《新唐書·高宗紀》記載，李治(高宗)當皇帝的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七月，天氣特熱又遇大旱，李治除了“減膳”，還“遣使慮囚”。
連皇帝都“檢討”了，如果主政官員在高溫季節犯有過失或不作爲，當然更要被問責。唐貞元十四年夏天，皇帝李適(德宗)曾將犯有瀆職過失的長安市市長(京兆尹)韓皋撤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