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忽必烈繼位後，於至元九年遷都北京，定名大都。不過他也爲自己出了一道極爲棘手的難題：初爲統轄大江南北的國家首都，人口由十幾萬暴漲至80萬，最迫切也最難解決的就是“吃飯”問題。而大元朝廷每年的糧賦收入1211萬石，有1000萬石來自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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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巨量的糧賦運到北京?這讓忽必烈頗爲抓狂。他一方面緊急修建以大都爲中心，遍佈全國的驛道交通網絡;一方面命水利專家郭守敬疏通京杭大運河，並在京城內開鑿通惠河，讓南來的貨物直接運抵皇宮牆外的積水潭。然而如此大動干戈，每年調運進京的糧食也不過二三百萬石，難以填飽獅虎之腹。
百般無奈時，有人提議走海運——這是僅剩的一根救命之草。
海盜救了大元帝國一命
中國的南糧北運，歷代皇帝都不敢打海運的主意。那片神祕莫測的海域，每個漩渦、每片波浪，都是噬人的陷阱。礁石林立，氣候暴戾，加之缺乏足夠適航的海船和水手，而更讓人們談虎色變的是海盜猖獗。
忽必烈決定鋌而走險，命令羅壁、朱清、張瑄三人不惜一切代價開闢出一條海上航線，後兩者恰恰都是江湖上沒人敢惹的海盜!以夷制夷，這是忽必烈重構中國秩序的另一個支點。朱清是崇明姚沙(今上海市崇明區)人，原系楊氏家奴，因不堪虐待，殺其主而避跡海上，與張瑄(今上海嘉定區人)結夥販賣私鹽，後來共同淪爲海盜。他們稱霸海疆，對海上航道爛熟於心。
三人受命後立即在上海製造平底海船60艘，這是針對黃海沿岸沙多灘淺的特點，繼而又招募一批漕丁漕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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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九年，“海盜們”開啓了中國海上漕運史前無古人的冒險之旅。如此龐大的船隊，要跨越東海、黃海、渤海三大海域，長距離且陌生的海途，即使朱、張二人也感覺是凶多吉少。海運船隊馱糧46000多石自平江(今江蘇省崑山市)劉家港(今江蘇太倉縣瀏河)入海，經(今江蘇省南通市)海門縣黃連沙頭，抵西海州(今連雲港市南海洲鎮)，歷膠州(今山東省膠縣)，一個多月後到達成山(今山東省榮成市)，水程共計13050裏。然後，再由成山沿內海西進，最終在海津鎮(今天津地區)靠泊，一年後這批糧食才運抵大都。
此後他們又相繼摸索出兩條新航線，海運效率大增。順利的話，最快10天就可以由浙江抵達大都。據《大元海運記》《元史·食貨志》統計，海運運糧數量呈階梯式躥升，最多時一年可達350萬石。途中糧食損耗也由最初的25%下降到1%。海上漕運從此成爲關乎元大都存亡的經濟命脈。
海上漕運
海運不僅盤活了忽必烈執政困局，亦使我國一直沉寂落後的漫長海岸線突然活躍起來。沿海經濟蓬勃生長，大小城鎮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與東南亞、西亞以至北非的海上貿易航線變得枝繁葉茂，建立通航貿易關係的多達120個國家和地區。海上絲綢之路，也因元代海運的勃興，變得日益清晰和強大……這些像推倒的多米諾骨牌，呈現出令人驚喜的蝴蝶效應，也爲忽必烈的勃勃野心，添注了無法遏制的膨脹元素。
應該特別提到的是，漕運還急速提升了我國造船能力和技術水平，爲一百多年後明代鄭和七下西洋，作了重要鋪墊。海漕分作春、秋季兩次起運，爲確保全年有350萬石米糧入京，平均一次總運量要達到150萬石以上，共需1760多艘船隻參加。如此龐大宏偉的船隊，必須有足夠的造船能力支撐，且船型必須不斷加大，性能不斷提高。據載，延祐年間(1314-1320年)已能建造八九千糧(石)的巨舶，在當時是世所罕見的。隨之催生的羅盤導航技術和天文航海技術，在世界也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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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津因漕運而顯露頭角
那時，“天津”兩個字在地圖上根本找不到，而上海只不過是個少有人知的區區小鎮。正是得益於元代海漕，它們才告別了庸碌無爲，最終變成泱泱大城。上海在宋代以前稱華亭海，至宋代改稱上海，但它只是秀州華亭縣的一個鎮，沒有人把它放在眼裏。因漕運所需，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廷改稱其上海，升格爲縣，在此開港並設市舶司，從此上海有了出人頭地的機會，才逐漸顯露出不同凡響的發展潛質。
北宋時期，塘沽尚未成陸，在海河與北運河、永定河、大清河交匯處是直沽寨。到了元代直沽成爲歷史的幸運兒，北上的漕糧其終點便定在直沽碼頭。朝廷在此設立“鎮守海口屯儲親軍指揮司”，令其霎時成爲舉國的視線焦點。成千上萬的車馬和海船在這裏聚散，壯觀而繁盛。明建文二年燕王朱棣起兵奪權成功後，將直沽改名天津，並置天津左衛，始有天津城。(《北京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