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農曆五月初五，是中國一個古老的民族傳統節日——端午節，這也是中國四大傳統節日之一。在民間傳說中，端午節是爲了紀念屈原，這一說法流傳甚廣。下面跟小編一起了解一下吧。
“端午”一詞最早出現於西晉名臣周處的《風土記》：“仲夏端午謂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與夏至同。”端，古漢語有開頭、初始的意思，稱“端五”也即“初五”。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端，物初生之題也”，即說端爲初的意思，因此五月初五被稱爲“端五節”。元代陳元靚《歲時廣記》說：“京師市塵人，以五月初一爲端一，初二爲端二，數以至五謂之端五。”
端午節自先秦以來就是我國漢族人民的傳統節日。這一天必不可少的習俗就有：吃糉子，賽龍舟，掛菖蒲、艾葉，薰蒼朮、白芷，喝雄黃酒等。據說，掛菖蒲、艾葉，薰蒼朮、白芷，喝雄黃酒，是爲了壓邪;而吃糉子和賽龍舟，是爲了紀念屈原，所以解放後曾把端午節定名爲“詩人節”，以紀念屈原。
屈原是中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一，也是我國已知最早的著名詩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開創了“香草美人”的傳統。代表作品有《離騷》《九歌》等。
在我國曆史上，端午節是爲了紀念屈原的說法已經有1500多年的歷史了。相傳，屈原投汨羅江後，當地百姓聞訊馬上划船撈救，一直行至洞庭湖，始終不見屈原的屍體。那時，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彙集在岸邊的亭子旁。當人們得知是爲了打撈賢臣屈大夫時，再次冒雨出動，爭相划進茫茫的洞庭湖。爲了寄託哀思，人們盪舟江河之上，此後才逐漸發展成爲龍舟競賽。百姓們又怕江河裏的魚吃掉他的身體，就紛紛回家拿來米團投入江中，以免魚蝦糟蹋屈原的屍體，後來就成了吃糉子的習俗。
就這樣，端午節就變成了一個富有詩意和愛國傳統的節日。而屈原那種堅貞求索、不屈不撓的品質，就是我們對端午節最廣泛的精神寄託，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家國情懷的底色。因此，在千百年來，憂國憂民的屈原成了後世文人的楷模，成了愛國詩人的典範，成了萬世景仰的豐碑。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居於其一。這樣的歷史人物，自古以來歌之者當然不少，如李白和他的《江上吟》。
《江上吟》
〔唐代〕李白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
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
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
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李白這首《江上吟》雖然沒有直接寫端午龍舟競舟，卻是江上泛舟，實際上是李白向前輩屈原的致敬之作，一句“屈平辭賦懸日月”可窺探作者對屈原的尊敬!“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作者唾棄功名富貴的背後是對“世途迫隘”的無奈與嘆息!
開頭“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四句，雖是江上之遊的即景，但並非如實的記敘，而是經過誇飾的、理想化的具體描寫，展現出華麗的色彩，有一種超世絕塵的氣氛。
“木蘭之枻沙棠舟”，是珍貴而神奇的木料製成的：“玉簫金管坐兩頭”，樂器的精美可以想象吹奏的不同凡響：“美酒尊中置千斛”，足見酒量之富，酒興之豪：“載妓隨波任去留”，極寫遊樂的酣暢恣適。
總之，這江上之舟是足以盡詩酒之興，極聲色之娛的，是一個超越了紛濁的現實的、自由而美好的世界。
接着“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四句，前二句承上，是對江上泛舟行樂的肯定讚揚，後兩句啓下，揭示對理想生活的嚮往。仙人還要等待黃鶴飛天，而我泛舟江上，其樂無窮，無心追隨白鷗而去。表現詩人對人世間的功名富貴，不屑一顧。
此時詩人正泛舟江漢之間，自然會想到屈原和楚王，忠心愛國的屈原被放逐，投汨羅江而死，而他留下的詩篇卻可與日月爭光，楚王荒淫無道，終招亡國，宮觀臺榭早已成了荒涼的山丘。
結尾“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四句，從正反兩方面對“屈平詞賦”一聯作進一步的深化和發揮。
“興酣”兩句承屈平詞賦來說，迴應開篇的江上泛舟，表達了想要以詞章不朽的強烈願望。詩人詩興濃烈，落筆之際氣勢磅礴，雄健無敵，可以撼動山嶽;詩成後傲然卓立，闊大的胸襟可以凌駕江海之上。
這兩句風格雄健豪邁，表現了作者對自己文學才能的高度自信，活畫出詩人興會飈舉，飲酒賦詩時的氣吞山河、傲岸不羣的神態，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
結尾兩句承楚王臺榭來說，把詩人激昂放曠的“笑傲”情態進一步具體化、形象化。詩人從反面着筆，以漢水西流這一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作喻，來說明功名富貴不能長在，加強了否定的力度，其中包含着對現實社會的尖銳嘲諷和決然蔑棄，表現了詩人藐視統治者及其權勢富貴的孤傲精神。
李白這首詩共十二句，形象鮮明，感情激揚，氣勢豪放，音調瀏亮，一氣呵成。而從全詩的結構組織來看，它綿密工巧，獨具匠心。開頭是色彩絢爛的形象描寫，把讀者引入一個不尋常的世界。中間兩聯，詩意正反相生，擴大了詩的容量，詩筆跌宕多姿。結尾四句，強調誇張，感情更加激昂，酣暢恣肆，顯出不盡的力量，打動讀者的心田。
所以，明末清初學者唐汝詢講這首詩的主題的時候說：“此因世途迫隘而肆志以行樂也。”(《唐詩解》卷十三)，而清人王琦講這首詩的藝術結構時說：“似此章法，雖出自逸才，未必不少加慘淡經營，恐非斗酒百篇時所能構耳”(《李太白全集》卷七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