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何許人也?北宋慶曆年間的嶽州知府。滕子京的知名度本來不高，但范仲淹的一篇《岳陽樓記》，卻使得他“名垂青史”。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岳陽樓記》開篇寫道：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據此，我們似乎可以對滕子京爲人爲官有一個大致的評定：首先，滕子京是一位能臣廉吏。否則，怎麼可能只用了一年的時間，就使得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呢?其次，還是位風雅文士。其依據便是，他重修岳陽樓，要“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很有名樓搭臺、文化唱戲的味道;並且，想必與大文學家范仲淹交情不錯，能請得動這位文壇大腕“作文以記之”。
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滕子京因何謫守巴陵郡?據北宋另一位文學家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的記載，滕子京原爲涇州知府，“用公使錢無度”，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濫用公款”，於是被人舉報。當朝廷派人來調查的時候，他又銷燬賬簿，造成證據不足，因而無法定罪，得以僥倖漏網，朝廷只好把他貶到嶽州(巴陵郡)爲官，有留用察看以觀後效的意思。說起來，滕子京的“謫守”實在不是件光彩的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滕子京本應吸取教訓，好自爲之，老老實實做人，清清白白爲官。但他並沒有痛改前非，而是在重修岳陽樓的過程中，又故伎重演，“近得萬緡(一千文)，置庫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通過設個人金庫的手段，明目張膽地中飽私囊，肆意揮霍。
如此一來，滕子京這位“能臣廉吏”的真實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
滕子京是個值得品味的人物。和一般的貪污犯相比，他自有其高明之處。其“成功經驗”有三：一是善抓“形象工程”。灰溜溜地貶官到嶽州，要想盡快出政績，必須找準突破口，搞一二個有影響力的大工程。毫無疑問，重修岳陽樓就成爲首選，這形象工程一上馬，一竣工，政治上可得資本，經濟上可得實惠，可謂一舉兩得。二是善於裝扮自己。
作爲一個饕餮之徒，能成功地得以僞裝，滕子京利用的是人們的一種思維慣性;有文化造詣的人就是高雅之士，高雅之士即爲君子，而“君子不言利”，則是婦孺皆知的事情。於是，在重修的岳陽樓上，要刻許多“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以充門面。而且，據一些史料記載，滕子京平時也好賦首詩、填首詞什麼的，水平雖不咋樣，但儼然已是高雅之士，可躋身於“君子”之列了。三是善於藉助“名人效應”。
范仲淹是當時政壇上的清官、文壇上的大將，很有聲望。讓他來“作文以記之”，一句“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其產生的社會效應就足以讓自己樹立起良好的從政形象。若非與范仲淹同時代的司馬光以史家的嚴謹態度抖摟出滕子京的底細，隨着《岳陽樓記》的廣爲流傳，對滕子京這位岳陽樓的重修者，誰能不景仰有加呢?
客觀地講，滕子京的重修岳陽樓實在是一件“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本來，他的名字是可以和岳陽樓一起流芳百世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動機。按滕子京的一貫作爲來看，他此舉的初衷應該不會是爲了“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而是往自己臉上貼金。至於藉機漁利，貪婪無度，那更是等而下之、不爲人齒、天理不容的犯罪行徑了。
滕子京早已作古，但其遺風猶存，且似乎於今爲烈。要不然，中央三令五申必須杜絕“形象工程”，可總還是有那麼多人樂此不疲呢?要不然，不少地方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還要大把大把地撒錢，辦這個“節”辦那個“晚會”呢?要不然，爲什麼會有那麼多的官員熱衷於用公款請那些所謂的名作家、名記者來寫報告文學、人物傳記、獨家報道，爲自己歌功頌德呢?
不能說，這些舉措對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絕對沒有裨益，也不能簡單地推定，在這中間，官員們都像滕子京那樣直接在經濟上獲益，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許多冠冕堂皇的幌子下，掩蓋着的是一些官員利己的私心。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已成爲一些地方和不少官員的通病和頑症。
既爲頑症，可見治癒之難，但卻並非無可救藥。從外部制約因素來看，關鍵是要建立一個科學有效的政績考覈機制，使這些投機取巧者不僅不能獲取好處，還要讓他們自取其咎，自食其果。這樣，蝕本的生意也就不會有人去做了。但更重要的，是要教育我們的各級領導幹部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牢牢記住權爲民所給，應爲民所用。有了這樣的觀念，就可以摒棄虛榮，擺脫浮躁，拒絕私利，腳踏實地、紮紮實實地爲人民謀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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