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經濟貿易爲何如何發達?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太平興國元年，趙匡胤設立名爲“榷易院”的機構，規定所有舶來品都由政府專營。宋·高承《事物紀原·東西列班·香藥》中有說：“太平興國中……始議於京師置香藥榷易院，增香藥之直，聽商人市之，命張遜爲香藥庫使以主之。此蓋置官之初也。”《事物紀原·榷易》中也有：“大中祥符二年二月，撥並榷易院入榷貨務，而使名不除也。”
在當時，一切來自國外的產品，都是由官方渠道販售到廣州、交趾、泉州、兩浙，禁止私人經營。根據《宋會要輯稿》的記載，在當時但凡私營價值超過一百文的海外貿易品，就要按律懲處，達到一定數額還會被判處流放。這樣一來，雖說朝廷將對外貿易權攥在手裏，卻構造了高成本低收入的外貿體系。但這種外貿體系，靠朝廷是很難維持下去的。
介於這種情況，趙匡胤不得不進行改革，推行“有限禁榷制”，將所有舶來品分成兩個部分：
一部分仍維持着政府專營;
另一部分則作爲通行品，允許私人銷售。
不過，即便是通行品，也必須要在朝廷開設的“官市”中銷售，由政府進行監管。到了淳化二年，朝廷逐步放寬了限度，允許一部分通行品在其他市場進行交易。仁宗上臺後，進一步放寬了政策。不過，宋仁宗時期的寬鬆政策僅限於進口商品，對國內商人出海貿易的限制依然非常嚴格，而且，這種政策隨着時代發展大有與日劇嚴之勢。
可以說，宋王朝的外貿控制，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
市舶司所在地的經營規模雖然越來越大，但是效益卻始終差強人意。那些距離市舶司較遠的地區，民間走私的現象相當頻繁。宋神宗時期，曾於廣州擔任了六年知州的程師孟啓奏朝廷，請求廢黜明州、杭州兩地的市舶司，整合爲廣州市舶司。不過，這一請求沒有得到宋神宗的許可。
後來，朝廷推行了《元豐市舶條》，規定杭州、明州兩地區的杭州、明州兩地的市舶司專門負責與高麗國、日本國之間的貿易，而廣州市舶司則負責其他十餘個亞洲國家的貿易。顯然，宋神宗想要將廣州打造成大宋對外貿易的重點城市。不過，這項政策推行之後收效不好，所以該條例在施行一年後便名存實亡了。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完全是因爲該條例中存在的弊端較多。例如：泉州這樣的城市，本可利用季風在春夏兩季內進行遠洋，但按照這項規章泉州的商人必須實現前往廣州領取公文，在返航之後還需繞道去廣州交稅，以至於，每一次出海都得在國外漂泊兩年，使貿易週期延長到三年。泉州的商人，只能搞些違法經營才能回本，去往南國的商船越來越少，上繳到廣州的商貿稅自然逐年下降。
當時，有不少泉州的官員請奏朝廷在泉州開設市舶司，而廣州的官員則請求宋神宗放寬專賣制度，遺憾的是這些請求均未得到批准。直到宋哲宗上臺後，泉州市舶司才被設立。不過，雖然市舶司於泉州設立，卻並未改善實際問題，朝廷規定市舶司的主管官員需由各路轉運使擔任，這也使中央對商貿的控制權越抓越嚴。到了宋徽宗時期，各地市舶司已經變成由朝廷派遣專職官員的直屬機構。
從宋代的對外貿易中，我們能夠看出古代封建王朝對外貿易的發展規律。
唐代乃至明清時期的中國已經擁有領先世界的技術實力，但這些技術卻沒能形成產業。其根本原因就是商貿與農業、手工業不同，無法在集中控制下迅速增長。貿易，是一種與自由息息相關的產業。早在兩週時期，齊國就已經開始專賣漁鹽，而西漢時期王朝又開始了鹽鐵專賣。唐朝設立了市舶司制度，宋朝則使這種本該開放的制度變得閉塞。
到了明朝中葉，西歐國家大力支持本國的商隊進行自由貿易，外國人的船隊可以不受限制地往來於中國，而中國商人則礙於官方的限制無法與之進行競爭。這也就是爲什麼明朝擁有領先世界的鄭和船隊，卻沒有在遠洋貿易方面有所建樹的根本原因。到了清朝，雖然當時已經出現了外貿的概念，但當時的外貿僅侷限於洋人進口，卻沒有中國人進行出口。
清朝時期的外貿，似乎又回到了宋代推行《元豐市舶條》的怪圈。朝廷對外貿的壟斷，直接造就了大量從中漁利的貪官污吏，也讓整個國家的經濟陷入窘境。當外國人嚴重地威脅到中國的經濟時，封建統治者只能進行限制進口。西方國家無法從閉鎖的中國獲取利潤，所以，他們便只能憑藉船堅炮利敲開東方古國的大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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