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賈似道，大多數人的印象是他欺上瞞下，貪污枉法，魚肉百姓，陷害忠良等等，而最嚴厲的，是說他奸猾禍國，勾結蒙古，吃裏扒外，是導致南宋被蒙元滅亡的罪魁禍首。很多人一般將他和秦檜相提並論，並稱南宋奸臣“兩巨頭”，和北宋時期的蔡京蔡卞等人“收尾呼應，相得益彰”，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本站小編一起往下看。
不僅漢人不喜歡他，蒙元丞相脫脫和阿魯圖主持修撰的《宋史》也將他列入了《奸臣傳》的名單裏，這份名單包括蔡確、吳處厚、邢恕、呂惠卿、章敦、曾布、安敦、蔡京、蔡京弟蔡卞、子蔡攸、蔡翛、趙良嗣、張覺、郭藥師、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万俟禼、韓侂冑、丁大全、賈似道，總共22人。賈似道成了這份奸臣名單中“壓箱底”的人物。於是，在有了官方背書後，後世的元明清民間雜劇、戲劇、小說更是充分發揮想象力，將賈似道描繪成了十惡不赦的曠世大奸。對賈似道的定性問題，史學界也一直在進行探討和研究，近現代以來，隨着傳統君臣觀念的崩塌，出現了很多不同於傳統的看法。比如，著名的宋史大家何忠禮先生就一直不遺餘力地爲賈似道正名，也確實在某種程度上逐漸扭轉了賈似道在公衆和歷史書中的形象。
不過，持傳統看法的史家仍然不少，也有不少人因爲賈似道頒佈的公田法而對他頗有詆譭，也着實影響了一大批人。那麼對賈似道的評價，究竟如何纔算公允呢?
賈似道早年曾督戰鄂州，戰績非常不錯，率領宋軍抵擋住忽必烈親自率領的十萬蒙古大軍，令後者灰頭土臉，無功而返;經此一役，元世祖忽必烈都不由對賈似道的能力擊節讚歎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這是明確記錄在正史中的事件，足以證明賈似道帶兵能力並不像坊間傳聞中那麼不堪。
賈似道走上歷史舞臺的時候，南宋已在長期和金人蒙古的作戰中精疲力盡：“是歲，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廣東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戶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大理寺奏大辟三十三人。”當宋度宗上臺時，朝廷賬面能統計到的人口數量僅剩1300萬，宋王朝一半隻計算男丁數量，就算按2倍計算，撐死也不過2600萬人口。而南宋王朝巔峯時有6000萬人口，這意味着朝廷的收入銳減了一半以上，也足見南宋王朝已衰落到了何等程度。長期積弱積貧的宋王朝，面對的敵人卻是比金人強大許多的蒙古人，自南渡以來，趙宋已在臨安苟安了近百年，而如今，歌舞昇平的好日子到頭了，危急存亡的生死關頭就在眼前。
滅亡在即，西湖歌舞幾時休
趙構在南渡之後，爲了拉攏豪強依附自己的統治，對他們的橫行不法多有包庇縱容。號稱明君的宋孝宗也並未進行匡正。在朝廷的縱容喝默許之下，地主豪強大量圈佔百姓的土地，部分豪強甚至還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比如播州楊氏、思州田氏，在湖南、江西、福建、兩廣也有許多小型地主豪強，擁兵自重，自成一體。這些豪強實際上成爲了所在地方的土皇帝，他們的命令要比皇帝的詔書更有力量。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了元朝末年，纔在朱元璋的鐵腕手段下被徹底解決。
在南宋中前期，由地主豪強們自行統計治下的戶口，然後捏造數據上報朝廷，通常情況下，他們只會上交很小一部分稅收收入。同時，蒙哥入侵，戰亂頻仍，使得更多民戶躲避兵禍而投靠地主豪強。地主們也通過支援南宋抗蒙的機會，和朝廷討價還價，索取更高的自主權，慢慢的，他們控制下的戶口變得幾乎完全不能統計，也幾乎不再納稅了。此外，參與抗蒙作戰的諸將們也借戰功擴大勢力，兼併土地，等於產生了新一批的大地主。不難想見，南宋朝廷的財政越發艱難(這也是賈似道施行打算法，清查衆將賬目的重要原因)。所以，當賈似道掌握中樞之後，實行改革實屬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若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南宋將會很快分崩離析。
賈似道的改革：公田法利弊分析
賈似道的各項改革之中，最重要也是最有爭議的改革當屬公田法。
“公田法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危機，反而成爲社會動盪的新源頭。”這是很多學者對公田法的詬病，讓我們逐一分析，以得出一個相對合理的結論。
公田法實際上是均田地的變體
在所有弊端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當公田法推行之後，南宋朝廷會發行更多的紙幣，加劇了通貨膨脹。宋朝廷的土地管理在南渡之後愈發混亂，財政狀況十分糟糕。本來，南宋朝廷之所以大量增發紙幣，是爲用增發的紙幣購買百姓手裏的糧食，即所謂的和糴。大量發行的沒有信用的紙幣，一面世就貶值得和廢紙一般，用這些毫不值錢的紙幣去收購農民手中的糧食，其實就是強徵無疑。而且，和糴的攤派也極不公平，“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也就是說，強徵或者說和糴的對象大多是本已十分窮困的農民和中小地主是，對實力雄厚的豪強卻幾乎毫無影響。賈似道本是下層出身，對民間疾苦了然於胸，因此，他推出的公田法，雖然也一樣需要繼續增發紙幣，但收購的目標則大爲不同，他一改之前從百姓手中強行徵糧的做法，轉而拿着這些紙幣從豪強之家手中“購買”土地，如前所述，紙幣形同廁紙，這樣的“購買”也就是強徵。其手段的掠奪性質不變，但“掠奪”對象從貧民變成了豪強，等於是朝廷出面強制將土地從貪得無厭的豪強手中徵用，分發給無地貧農。對古代封建王朝而言，這無疑是一種帶有進步意義的舉措。
第二個經常被詬病的問題是：官田上佃戶的租稅，比起豪強之家傭耕的租稅要高出不少。這個情況確實十分嚴重。這是因爲：豪強大族爲了吸引更多的佃農，一般都會降低佃戶的稅米，以贏得佃戶的擁護。由於宋朝廷租稅異常繁重，自耕農們便樂得出賣土地，賣身豪強成爲佃戶，於是朝廷能掌握的自耕農的數量就越來越少了，稅收自然也少了，國家財政也就更加困難。同時，剩餘的自耕農需要承受原先由更多人一起承擔的賦役，他們的負擔變得更加沉重，對於這些人而言，賣地投奔豪強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選項，這樣就形成了難以逆轉的惡性循環：
租稅高——自耕農賣地作豪強的佃農——剩下的自耕農負擔更重——剩下的自耕農繼續轉投豪強——國家收入銳減直至崩潰。
如此一來，朝廷的賦稅收入完全得不到保障，國家財政也瀕於崩潰的邊緣。面對這樣的局面，賈似道只能通過強制的方式，從豪強手中徵地，分發給向朝廷交稅的自耕農，也就是讓自耕農成爲政府的佃農，這樣，才能保障國家的收入不至於完全被豪強鯨吞。
屯田制公田法都是爲應對入不敷出的軍事開銷
賈似道經營的公田，和魏武帝曹操的屯田制，明朝時期的衛所制度，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首先是要在蒙古步步緊逼，軍費浩繁的局面下，爲國家解決迫在眉睫的財政問題，續一線之命。在此情況下，公田免不了會加重對僱用自耕農戶的剝削。不過，因爲公田法的推出，大大減少了和糴行爲。換言之，雖然公田上自耕農的賦稅加重了，但名爲購買，實爲強徵的和糴行爲卻大大減少了，因此，從總體上看，自耕農的負擔還是大大得到了減輕，同時朝廷的收入也因爲控制人口的增加而激增，形成了朝廷-自耕農雙贏的良性循環，大大改善了之前國弱民窮，單單肥了豪強的局面。正是在這種朝廷-百姓雙贏的前提下，加強了普通民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面對國力遠遠勝過自己的蒙元時，南宋君民上下一心，轟轟烈烈全民抗戰，沒有起義軍與蒙古人裏應外合，也沒有面對敵人望風披靡，最後雖然因爲實力差距過大仍不免敗亡的命運，可歌可泣的崖山壯舉也爲後世推翻蒙古殘暴統治保存了民族大義的火種。
公田法的第三個質疑點是：“沒有對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所謂“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在賈似道上臺執政之初，憑藉其鄂州以一己之力抗衡忽必烈大軍的戰功，以及之前在經濟上、軍事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朝野無不爲之歡欣鼓舞，著名學者王柏獻詩歌頌他“義概包宇宙，智略吞羣英”“歸來輔皇極，一稔舒羣情”，反映了當時土大夫們對賈似道的欽佩和讚賞之情。習慣於任意褒貶人物的太學生們，也爭相稱其爲“師相”、“元老”和“周公”。可是，一旦當賈似道着手實施一些不利於官僚貴族和大地主階級既得利益的政策時，就遭到了他們羣起而攻的猛烈反對。在賈似道敗亡之後，這些政策措施就被作爲他的一大罪狀而載入史冊。
宋朝士大夫，特別是言官的權限很大
試問，如果賈似道如果沒能對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很大的抑制作用，如何會招到如此仇恨呢?
壓宋都，受宋太后、少帝降表，得府三十二、州百廿三、郡三十四、縣六百九十八、兵卒百萬、戶千一百七十四萬六千，資糧貨寶不可勝計。——胡祗遹《紫山大全集·效忠堂記》
按這條記錄，南宋投降時，可能有戶口1100萬戶，口5500萬以上。我們卻可以發現，對比宋度宗剛上臺時僅有的2600萬人口，已經增長了一倍。當然，南宋人口不會在戰爭期間如此快速增長，這要得益於賈似道執政期間，恢復了對之前脫籍的戶口的統計，土豪們爲了應付公田法，不得不完整上報甚至甚至多報人口。可見，賈似道的當政以及公田法的頒佈，擴大了南宋朝廷的稅收來源，增加了朝廷的收入。朝廷多增加的收入，可以用來賑濟災民，維護社會治安。最重要的，可以擁有更多資源對抗蒙古入侵。
刀筆殺人誅心
根據掌握話語權的刀筆吏的說法，賈似道生活奢靡、結黨營私、排除異己(其所謂奢靡遭到了文人的極大誇張，如有記載聲稱賈似道的豪宅範圍從葛嶺山上一直延展至西湖邊，來顯示賈似道的奢侈;但只要仔細看地圖就能發現，葛嶺就坐落在西湖旁邊)，他的黨羽中也確實有許多名聲不怎麼好的人物。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歷朝歷代得罪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家大多被罵了個狗血淋頭，比如變法令秦國富強最終一統天下的商鞅，又如西漢末期維新的王莽，北宋口稱“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萬曆時期爲明朝鞠躬盡瘁的張居正等等，無不被當時和後世的文人口誅筆伐，極盡詆譭之能事。可見，有魄力進行大改革者，要面對多麼洶涌的抵抗，甚至有時會付出生命的代價，單從這一點上來說，也是大多數人遠不能及的。
商鞅的改革強了秦國，缺葬送了自己
終有宋一代，國策中從不抑制兼併，導致土地集中極爲嚴重，久而久之，則國家有倒懸之危，貧者無立錐之地。在此情況下，政府以法令強制剝奪、削減豪強地主的財產，將其均分給無地的貧民，怎麼看都有其利國利民的益處。千載之下，我們有必要還賈似道一個公道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