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稅之弊指的是明朝時期由於靠礦監和稅使徵收礦稅，導致的一些列民間反抗的事件。
簡介
學者分析萬曆本人愛財如命 ，徵稅的項目千奇百怪，無物不稅、無地不稅。爲害最大的是“礦稅”一項，先後派出內監多批徵收礦稅，幾乎遍佈中國各地，雖統名爲礦稅，實際遠不限於礦業，兩淮有鹽監，廣東有珠監，擾得民不聊生。 《明通鑑》記載，萬曆廿六年(1598年)，“有奸民張禮等，僞爲官吏，羣小百十人，分據近京要地，稅民間雜物，弗予，捶至死。”萬曆廿三年，御史馬經綸直言指斥萬曆“好貨成癖” 。廿七年，吏部侍郎馮琦奏：“自礦稅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中使銜命，所隨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內，蒐括公私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不至民困財殫，激成大亂不止。伏望急圖修弭，無令赤子結怨，青史貽譏。”萬曆廿九年直隸巡按安文璧對萬曆帝說“皇上以六合爲帑藏，視此四萬金奚啻太倉之一粒”。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言：“內庫十萬兩內五萬九千兩，或黑如漆，或脆如土，蓋爲不用朽蠹之象。”
反對意見
在此以前，皇帝的內庫主要收入爲“金花銀”(又名“京庫折銀”或“折色銀”)，即依靠南直隸地區的田賦。不過內庫所有收支最終仍由戶部負責，並對皇帝的使用進行嚴格的干預和管理。目前，關於礦稅銀的多寡存在兩種說法，一說自萬曆二十四年至萬曆三十二年間，共收銀300萬兩。另說，自廿五年至卅四年，共收銀560萬兩，金一萬二千兩。根據明光祿寺宮膳底賬《寶日堂雜鈔》的記載，包括礦稅銀在內的內庫，需要用於皇宮開銷的部分，除皇帝、后妃、宮女、太監以外，包括每日翰林院、文華殿、太醫院、教習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人的日常工作餐。僅宮廷膳食一項，共需要負責約萬人左右的飲食，皆由內庫撥銀。例如，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宮廷膳食開支12000兩白銀，人均約1兩左右。而內宮各類，如宮女、太監等服務人員，日常俸祿則爲俸米，並不由礦稅銀等撥用。
礦稅除補貼內帑用於宮廷膳食以外，更多則用於國家開支，尤其是邊鎮用錢。如萬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肅巡撫田樂上疏因河西地區邊疆用兵需數十萬錢糧兩，請撥內帑，萬曆批覆同意 。萬曆廿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戶部因京師庫銀減少邊餉告急請萬曆撥內帑，神宗雖然責怪戶部未提前做好庫銀儲備，並且不要因爲有內帑而有恃無恐，但仍迅速撥發內府庫銀救急 萬曆卅一年四月，戶部更是因北部邊疆兵餉告急，請撥內帑百萬兩銀，萬曆最顧及邊情，所以同意招數撥用 。
另外開徵礦稅的好處在於可以降低農業稅稅率，含礦稅的內帑也用於國家救災，如萬曆廿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饑荒，撥內帑三萬三千兩用於賑災
清人對此事記載，多以明代言官的言論評論該事，稱爲明代一大惡政 。礦監稅使向皇室內庫共進奉白銀五百六十餘萬兩，黃金一萬二千萬餘兩，平均每年進奉白銀五十餘萬兩，黃金一千多兩。 。而萬曆帝的生活花銷還遠不如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水平 。但其實明末與清末的經濟亦不可同日而語，而且明末銀兩價值高於清末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