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國恩對楚辭研究的貢獻
遊國恩先生作爲楚辭研究專家的成名作，是1926年北新書局出版的《楚辭概論》。1928年該書被商務印書館收入《萬有文庫》及《國學小叢書》，使之有更廣泛的流傳。《楚辭概論》全書約15萬字，較之時下動輒數十萬言的很多著作而言，確是一本“小書”，而且就其內容而言，對於當代研習楚辭的學人來說，大多可以說是盡人皆知的常識;但把它們罡於20世紀20年代的具體學術環境中，這些都是遊先生和他的同輩學者在東西方學術文化撞擊過程中所創造的現代學術的第一批成果。
遊先生有關楚辭研究的論文，生前有兩次結集，一次爲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讀騷論微初集》，一次爲1955年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後改爲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楚辭論文集》。
《楚辭註疏長編》是遊先生凝聚畢生心血而在生前未能見其成果出版的一項楚辭學研究的基礎工程。從1959年開始，金開誠先生一直協助遊先生進行這項工作，同時中文系有五位中青年教師和中華書局聘請的孔凡禮、李淡虹先生也先後參加了資料蒐集和核對。到1965年，材料蒐集工作已基本完成，而隨後的“文化大革命”，使之再次被擱置了十年之久。1976年10月以後，遊在先生的主持下，由金開誠先生及他的兩個學生董洪利、高路明對資料重加校覈和編排。1978年6月，《楚辭註疏長編》第一編《離騷纂義》及第二編《天問纂義》即將完成，遊先生不幸在醫院遽爾逝世。《離騷纂義》及第二編《天問纂義》定稿是在先生逝世後，由金開誠先生參照過去的油印本及遊先生作過的指示完成的，分別於1980年、198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從先生研究計劃開始的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楚辭註疏長編》第一、二編的出版，經歷了半個世紀，付出了三代學人的心血。遊先生在《楚辭講疏長編序》中提出整理《楚辭》的五個要點，但按計劃還有校勘、音韻的專書，所以已出版的《離騷纂義》、《天問纂義》側重在通訓而兼及明例、考事，也就是通常所談的融會訓詁、考據、義理於一體。
遊國恩對中國文學史學科建設的貢獻中國文學史作爲一個學科，是隨着西方教育制度的引進而出現的。中國最早公開出版的中國人自著的《中國文學史》，即林傳甲爲京師大學堂撰寫的“國文講義”。其後各大學、師範乃至中學都紛紛改“詞章”或“文章流別”爲“文學史”，併爲此編著各種文學史的教材。中國文學史學科由此形成，而《中國文學史》作爲一種新型學術著作，也伴隨着各類不同的教學需要而紛紛出現。 遊先生自1931年開始任大學教職以後，即與中國文學史這一學科有了關係，隨即先生有了第一部文學史的著作《先秦文學》。該書是先生於1933年在青島寫成的，同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收人《萬有文庫》中。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對外“一邊倒”基本政策的實行，高等學校的教學制度和教學計劃也完全仿效蘇聯的。學制多由四年改爲五年，課程設置和名目也有改變。北京大學中文系自1955年起學制改爲五年，而教學計劃和課程設置則仿效當時蘇聯莫斯科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中國文學史的教學有了很大的變化。此前各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課程大都爲一學年，每週2至3學時，而現在改爲三學年，每週4至6學時不等。其他的高等學校也都按照北大的模式對教學計劃作了調動。當時的高等教育部爲了適應這一教學改革和進度，曾指定幾所大學中文系和文學研究所分段草擬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併爲之多次召開會議。遊先生作爲北大、清華、燕京三校中文系合併後的北大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主任，參加了這一活動的全過程，並承擔先秦、兩漢部分大綱的編寫。
遊國恩先生於1956年底寫有《對於編寫中國文學史的幾點意見》一文，發表於1957年1月6日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週刊上。文章結合新中國成立後大學中文系教學的實際情況，就中國文學史內容、體例和分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遊先生在文章中的認識和這一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在以後的一個很長時間內，實際上在規範着中國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的教學。
遊先生在北大講授中國文學史時，爲了便於學生對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隨着講授的進度，向學生配套發放相關的作品選注。這種作品選注，當時稱爲“文學史參考資料”，由遊先生提出作品選目和註釋要求，具體工作由吳小如先生負責，再由先生審訂。由於這套參考資料人選作品比較豐富而有代表性，註釋詳細精當，標明出處，並附有作家傳記、評論以及有關的後人研究成果，是作品選注的一種新體例;特別由於新中國成立後，高等學校大發展，學生數量迅速增加，學校圖書館藏書無法滿足學生的閱讀需要，這樣的參考資料能保證所有學生有一定作品及相關資料的閱讀，對教學很有益處。因此，這套參考資料在20世紀50年代末分別以《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的名目由中華書局出版後，受到了高等學校，特別是新建和邊遠地區的高等學校中文系師生的歡迎。
1957年《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出版，但由於隨之發生的“反右”、“大躍進”、“反右傾”等政治運動，中國文學史教材的編寫被擱置了。直到1961年，當時的中宣部、高教部聯合召開了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成立了教材編選辦公室，開始實行一個大規模的文科教材編著的規劃。《中國文學史》被確定爲編著的教材之一，並指定遊先生和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爲主編，遊先生爲第一主編和編寫組召集人，參加者尚有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山大學中文系的中青年教師和研究生。也許由於所謂的“三年困難”的教訓，其時正處於兩個“階級鬥爭”高潮之間的平靜期，整個環境比較寬鬆，使這部教材的編寫能在總結建國以後高等院校中國文學史教學經驗的基礎上，以翔實的材料，以歷史唯物主義爲指導，爲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勾劃出一個比較實事求是的輪廓。更由於儘管這部教材雖出於衆手，但整體來說，思想前後貫通，文學風格比較統一，章節安排大體勻稱，便於教學，因此，自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四卷本方式出版後，四十年來累計發行200萬部以上，是20世紀初高等院校設立中國文學史課程以來發行量最多、影響最大的一部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