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世界語言學的巨擘，高本漢認爲沒有一種學術領域比漢學更廣的，但漢學家們的興趣大都集中在中國歷史學、考古學、美術和宗教方面，因爲在語言學方面，表面的乾燥，缺少引人的地方，所以沒有鼓勵起同樣的興趣，而他本人則對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學情有獨鍾，因爲不能否認，漢學比任何別的科學需要語言學的地方更多。爲此，高本漢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研究看作漢學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高本漢有目的地、一心一意地規劃和從事他的漢學研究工作。早在1917年，他在《瑞典人文學雜誌》(Svensk Humanistisk Tidskrift)上發表了一篇宣言，草擬了“漢語語言學家”在以後階段中應該從事的工作。1920年，他發表題爲《原始漢語是屈折語》(Le proto-chinois，langue flexionelle)的論文(《亞細亞雜誌》，15)，其中揭示了上古漢語有代詞的格屈折變化痕跡。這篇論文是高本漢用法文寫的最後一批論文中的一篇，引起了轟動。
20年代以後，高本漢轉而改用英文寫作了。多年來他不止一次地轉向漢語中的屈折和派生問題，例如，1933年發表的《漢語詞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遠東文物博物館館刊》[BMFEA]，5)，以及後來發表的《漢語語音系列中的同源詞》(Cognate Words in Chinese Phonetic Series，BMFEA，28，1956)。
關於中古音的構擬，《中日漢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這部著作成爲了整整一代漢學家主要的工具書，直到1940年才被他自己的《古漢語字典》(Grammata Serica)所取代。1926年，《中國音韻學研究》全部脫稿，該書的最後部分是方言字彙，也就是三千一百個單字的方言讀音表。從此，學術界便可以利用高本漢方言調查所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了。
高本漢很早就對古籍考證、辨僞非常有興趣，這類著作的第一部是《論左傳的真僞和性質》(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1926)，接着在1929年發表《中國古籍的真僞》(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BMFEA,I)。他所採用的方法是：根據不同年代作者常用詞語的性質和古籍內部的語法特徵對古籍做出判斷，發現真僞之間的差異。他還寫了《詩經研究》、《〈老子〉韻考》、《漢語詞類》、《〈頌詩〉韻考》等。由於以語言學知識爲基礎，他的考證方法爲中國的音韻研究、古籍的辨僞研究開闢了科學化的道路。
高本漢在哥德堡大學期間，出版了幾部流行頗廣的入門書和通俗讀物。1918年出版的《北京話語音讀本》(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斯德哥爾摩)，1923年用英語寫的《漢語語音與漢語言字》(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倫敦)，1929年的《簡述中國的思想界》(Från Kinas tankevärld)，都值得一提。他還寫了幾部歷史著作：《19世紀的東亞》((Östasien under nittonde århundradet，1920)，《中國》、《日本》(斯德哥爾摩，1928)。還有宗教史的著作：《中國和日本的宗教》(Kinas og Japan Religioner，哥本哈根，1924)。
1940年以後，高本漢對中國兩部最古的典籍《書經》和《詩經》進行了徹底的分析，併爲這兩部典籍作了大量的註釋，同時根據嚴格校訂過的漢語言本把它們全都譯成英語出版。至於《詩經》，還全部轉寫成現代標準漢語，並用構擬出來的上古音標註出它的全部韻字。《詩經》詮註刊登於BMFEA 1942—1946，共673頁;《書經》詮註刊登於同一刊物1948—1949，共419頁;《詩經》和《書經》校訂本刊登於1950。許多年後高本漢發表了另一部註釋彙編：《左傳》的註釋彙編(BMFEA，1969—1970)。
高本漢把古代真正可靠的文獻分成系統化的和非系統化的兩類：其中一類是試圖描寫各個時代的情況的著作;另一類有另外的目的，但順便提供了宗教和社會情況。他把重點放在後一類，把它們看作是原始材料。他這方面的主要論文有《古代中國的傳說和迷信》(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BMFEA，18，1946)，這是一篇很難懂的長篇論文，包含大量可靠的已經論證的材料。後來他又寫成《周代中國的祭禮》(BMFEA，40，1968)。從1964年起，還用瑞典文寫了較爲通俗的《中國的宗教：經典的古董》 (Religion i Kina: Antiken)。
高本漢在晚年深入研究古代經典，其部分成果是關於詞彙的。他把觀察到的結果收集在《漢朝以前文獻中的假借字》(Loan Characters in Pre-Han Texts,I-V，BMFEA，1963—1967)，後來又編寫了《漢語典籍詞彙拾遺》(Gleanings for a Lexicon of Classical Chinese，I-Ⅲ，BMFEA，1972—1974)，還有《<;老子>;注》(Notes on Lao-Tse，BMFEA，47，1975)、《<;莊子>;某些篇章中的疑難詞》(Moot Words in Some Chuang-Tse Chapters，BMFEA，48，1976)等文。
高本漢語言研究的其他副產品是關於語法的論文，這些文章見於BMFEA，23(1951)，24(1952)和42(1970)，也見於爲紀念詹森(Arthur M.Jensen)而出版的文集中(哥本哈根，1961)。高本漢對漢語發展的任何階段的語法都沒有做過全面的描寫，但提供了許多準確的、經過研究得出的結論，這些結論對確定作品的真僞、前後是否一致，常常是重要的。
在斯德哥爾摩期間，高本漢還就他的學術研究成果寫了幾本受歡迎的通俗書籍。這些著作有：《漢語》(1946)，《中國話與中國文字》(1948);兩本入門書：《漢語入門》(1948)和《漢語言字簡易課程》(1958)。
高本漢對青銅器的研究是從1934年開始的，最初他研究青銅器上的銘文，寫出了《早期中國的青銅鏡銘》(Early Chinese Mirror's Inscriptions，發表於《遠東文物博物館館刊》第十二期)，以後又寫了一系列文章，論證有關青銅器的年代、分期與產地等問題。其中包括：《淮和漢》(Huai and Han，BMFEA，13，1941)、《早期東索恩文化的年代問題》(The Date of the Early Dong So’n Culture，BMFEA，14，1942)、《殷朝的武器和工具》(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BMFEA，17，1945)、《遠東文物博物館中的新銅器》(Some New Bronze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BMFEA，24，1952)以及許多其他論文。還有他對皮茨堡(Alfred P.Pittsburg)收藏的中國銅器進行研究，編成《皮茨堡收藏的中國青銅器目錄》(Catalogue of the ChineseBronzes in the Alfred P.Pittsburg Collection)，由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出版(1952)。高本漢最後的考古學研究成果是《中國古鏡》(Early Chinese Mirrors，BMFEA，40，1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