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精確的界定，應該把其歸納爲一個階層。然而，由於其在社會作用中能量巨大，稱其爲一個階級也不爲過。這個階級就是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的士大夫階級。
“士大夫”一詞，原指讀書人和他們的前程。“士”是指讀書人，“大夫”則是春秋時的官名，合起來便是指讀書做官的這些人。在中國古代，作爲“士”的讀書人，與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共同組成了社會的整體，這個以士、農、工、商四大階級共同組成的社會在皇權的統治下，進行着整個社會的運行。而聯絡皇權，維繫社會運行的龐大行政機構，便是由這些稱爲“士”的官僚們組成並操作的。由是，士大夫遂成爲這個社會中人數最少，能量最大的一個階級。他們上承皇命，下馭社會，維護王朝的正常運轉，並因此成爲這個社會數千年來的寵兒。
自隋唐以降，朝廷用官，廢黜世襲制，以科舉取士代之。如此一來，金榜題名便成爲歷代讀書人競相爭執之物了。然而，要成爲讀書人，也並不是簡單的事情。首先，家裏要有能供養學童讀書的錢;而後，學童在私塾先生的嚴格管教下，每日誦讀，背記，終至考取秀才。繼而刻苦研讀，得中舉人，方可進京會試。即中，纔有資格參加保和殿的殿試，由皇帝親試，決出進士及第的名次，成爲天子門生。而獲得進士的士人，則由朝廷頒旨命官，加入等級森嚴的官僚集團。然後由低到高，拾級而上，這便是士大夫們一生的人生軌跡。在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真正進入並攀爬上這道人生天梯的人，只是讀書人中的極少數，絕大多數莘莘學子在層層的篩選中被無情地淘汰了。然而，正是這少數的成功者，成爲天下讀書人的榜樣，吸引着無數學子前仆後繼，孜孜以求。
可是，盛行了一千四百年的科舉取士制度，在進入二十世紀門檻的時候，突然，嘎然而止地被廢除了。雖說當時袁世凱，張之洞等上奏時，是想引進西方的教育制度，以學堂取代科舉，建立新的國家人才培養機制，達到以西學爲中用的效果。然而，他們卻忽視了科舉制度的一個極其重要作用：中國的科舉制度不僅僅只是一個教育制度，它同時又是國家選人用人的制度，被科舉制最後選中的士人，是要進入國家各級官僚管理體制之中的。
科舉取士制度被廢黜後，政府官僚機構的選人用人，便由過去的皇帝親選，變爲由各級官僚自由選聘。這種上級任命下級的用人方法，原本產生於中國民間的祕密會社，它完全破壞了中國延續數千年(包括漢朝的舉孝廉制)的國家選人用人體系和方法。這種用人方法，首先由晚清的地方督撫引用到地方實力派的管理體系中(李鴻章用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延至民國以後，便正式成爲國家選人用人的基本大法了。由於每一級官員都有自己選人用人之權，國家因此徹底失去了對人才使用的最終定奪之權，也一併失去了對人才統一衡定的基本準則。國家綱紀的廢棄，是一切社會弊端產生之源。功名取士不再成爲人才衡定的基準，用人之亂相便隨之而生。自晚清到民國，此方法由民間登入廟堂，並一直沿用至今，人們早己見怪不怪了。
可是，由學堂畢業出來的讀書人卻沒有了原來確定的去向。即然讀書做官的路斷了(當然也有極少數手眼通天的人，通過其它手段進入仕途的)，讀書人便只有靠自己所學的文化知識去謀生了。於是，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階層，是一些讀了書卻又做不了官的新的社會階層。他們被權力的核心拒入，來到社會中，從事教師、律師、醫生、法官、工程師等新的工作，以自己的知識和技能服務社會，人們將這個新的社會階層呼之爲“知識分子”。
讀書做官是千年傳統社會人才培養與使用之道;讀書不做官是新社會插花地的產生之途;而這正是士大夫階級與插花地階層的基本不同之處。由士大夫階級向知識分子階層的轉變，使讀書人在近代社會的變遷中，歷史命運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變化是以原來維護王朝統治的士大夫階級的極速消失，和新興起的知識分子階層的日益邊緣化爲標誌的。可憐的是，知識分子不做官，直接進入社會，這些手無搏雞之力的讀書人，便真正成爲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中最爲懦弱的一部分人，不僅統治集團對他們不再青睞，甚至鄉野農夫也對他們不屑一顧，“讀書無用論”遂由此而泛起。二十世紀讀書人的命運之悲慘，爲數千年古史所無。
士大夫階級的消失，實際是國家用人之道的徹底改變;而用人之道的改變，正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切亂相之根源。國家沒有了這道人才選拔的門檻，就缺失了做官的倫理道德和標準(儘管也呼喊過一些空洞的口號)。過去，由讀書人建立起來的所有價值理念都被統統廢棄，廟堂之上再也不是什麼清靜的地方了。當人們不再對倫理道德表示敬仰的時候，暴力便開始取代法制，暴力遂成爲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所尊崇的法寶。功名的式微沒落以及士大夫階級消失之日，便是暴力崛起興盛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