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葉，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了社會階層結構從身份等級制向貧富分層轉化，併產生了一批富民。富民階層究竟是如何崛起的呢?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唐中葉以前，我國古代主要以身份等級來劃分社會。李伯重將唐代社會分爲四個等級：一、享有無限特權的等級;二、享有有限特權的等級;三、無特權，但享有起碼權利的等級;四、連起碼權利也不享有的等級。
均田制按口授田，其實質是按身份佔田。《通典》卷二《田制》記載開元二十五年田令，“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這是一般平民的佔田額;對於貴族等級則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而對於奴婢則沒有授田規定。
由此可見，均田制是國家參與資源配置，按社會身份等級分配土地的制度，貴者必然表現在財富的擁有上，貴與富牢牢地結合在一起。
魏晉南北朝時期，世家豪族控制一切資源，出現官僚、地主、商人一體化趨勢。這一時期官吏權豪經商，不能簡單地將之視爲商品經濟的繁榮;相反，正是由於市場自由發展受阻，普通小商人無法參與交換行業，故由有權勢者取而代之。
這一現象更加導致了民間商業無法發展，商品經濟處於病態畸形狀態：一方面是官吏經商成風，貌似商業繁榮;另一方面則是民間商業的停滯，一切財富操縱在少數權豪手中。
而唐代一反以前政策，在經濟上嚴禁官吏經商，《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記載：“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它在規定“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的同時，也強調了“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的原則。
唐代嚴禁食祿之家從事工商業，恰恰有助於民間普通工商業者的發展、壯大。《唐會要》卷八六《市》記載大曆十四年七月“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人爭利，先於揚州置邸肆貿易者，罷之。”
唐代中葉以後，政府財政收入倚重於工商業稅，因此不得不改善環境，以促進工商業的發展，也只有工商業得到發展，政府的財政收入纔有望好轉。《舊唐書》卷一九《懿宗紀》記載政府曾下詔：“宜令諸道一任商人興販，不得禁止往來。”
唐承隋制，其科舉選官制的實行爲富民階層參與政治提供了條件。魏晉南北朝時期實行九品中正制，這使得政治權力操縱在世家豪族手中，而科舉選官制的實行對門閥士族既壟斷地方資源又壟斷中央資源的局面造成了巨大沖擊。沒有一定的經濟勢力，要想參與科舉考試是較難的，至於有財力的富民，完全可與士族一爭高下。
因此，唐代由商而進入仕途者不絕如縷，這反映了富民階層參政意識的增強和社會地位的提高。《太平廣記》卷二七《關圖妹》記載了一鹽商子參加科舉登科的情況：“關圖有一妹甚聰惠，文學書札，罔不動人……有滷賈常某者，囊畜千金，三峽人也，亦家於江陵……圖以妹妻之，則常修也，關氏乃與修讀書，習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越絕流輩，鹹通六年登科。”
唐代均田制的實行，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富民階層崛起的重要原因。而富民階層的興起不僅促進了社會階層結構的轉型，而且這一時期的富民充當了最革命的角色，爲整個唐宋的變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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