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走上翻譯道路是一種偶然，也是一種必然。
傅雷1927年赴法國留學，讀到了羅曼·羅蘭的著作《貝多芬》，頓時如受到神光燭照，心靈創傷受到撫慰，全身噴發出一種生命力的激情，感動得嚎啕大哭。傅雷發願要將《貝多芬》一書譯出，在他看來，“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澤轉贈給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償還我對貝多芬，和對他偉大的傳記家羅曼?羅蘭所負的債務。”
1931年，傅雷開始翻譯《貝多芬傳》，1932年11月完成。他滿情希望地將譯稿寄給上海商務印書館，結果遭到無情的退稿：該書已有有幾種中譯本;傅雷是個默默無聞的新人。
傅雷十分失望，決心向貝多芬學習，不向命運低頭，於是繼續翻譯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的另外兩部名人傳——《彌蓋朗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
傅雷完成了兩部人物傳記的翻譯，懷着對精神導師的無比尊崇，在1934年3月3日在上海致函羅曼?羅蘭。
他在信中寫道：尊作“名人傳”三冊，現已譯竣，祈允予付梓出版;先生關於三大天才之著作，已哺育萬千青年，諒各現行語言早有譯本，中譯已落後手。箇中原因，容弟子追述一二，俾先生知愚以何等感恩之情勉力從事哉。
接着，傅雷對當初讀到《貝多芬傳》時的振奮動情形進行了追述。最後，傅雷希望羅曼?羅蘭能夠回函，並請求能將回函作爲序言刊登在他的譯著前面。
信函寄出去了，傅雷焦急地期待着大師的回覆，世界著名大文豪會給一箇中國的無名譯者回信嗎?
7月，上海最炎熱的日子，傅雷收到了羅曼?羅蘭6月30日的回信。
“足下移譯拙著《貝多芬》、《彌蓋朗琪羅》、《托爾斯泰》三傳，並有意以漢譯付刊，聞之不勝欣慰。” 羅曼?羅蘭在信中說，大師對於傅雷信中對“不抵抗主義”的表述作了一番指正。
接到羅曼?羅蘭回信不久，傅雷有一位朋友要去歐洲，傅雷考慮到在上海向國外寄信不方便，就在8月20日匆匆趕寫一函，託請朋友到歐洲後寄出。傅雷在信中首先鄭重地表示，“6月30日賜書奉悉，不勝感激。”，他接着告訴大師“名人三傳”即將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傅雷附了自己一幀照片，照片背後寫道“謹致深切的敬意，傅怒安。1934年8月”字樣，傅怒安是傅雷的別名。
《托爾斯泰傳》1935年3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序言以作者羅曼?羅蘭致譯者書替代;《彌蓋朗琪羅傳》1935年8月出版。傅雷本人極其看重的《貝多芬傳》十多年後又重新譯過，由上海駱駝書店排印——傅雷爲這3種傳記前後花費十幾年的心血。以後綿延數十年，羅曼?羅蘭的作品在中國產生廣泛影響，譯者傅雷功不可沒。
50年代初，傅雷謝絕了清華大學的邀請，重新返回書房。他重譯了巴爾扎克的《高老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新譯了巴爾扎克、梅里美等多部作品，迎來了他翻譯生涯的第二個高峯。傅雷譯文傳神，行文流暢，共翻譯34部作品，一生譯作逾500萬字;他的遺著《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傅雷家書》等，也深受讀者喜愛。
傅雷的名字，在中國翻譯史上，在億萬讀者的心目中，閃爍着永遠的光輝。
和劉海粟翻臉，和女歌唱家婚外戀
傅雷性格剛烈，耿直暴躁，不過卻是待人十分真誠。
1931年10月中旬，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長劉海粟邀請傅雷擔任辦公室主任，兼授美術史和法文，劉海粟還聘請在北平美專任教的俞劍華先生來校任教。劉海粟考慮到學生們不太瞭解俞劍華，就讓人在學校長廊上掛出俞劍華的10多幅繪畫作品。
這天，傅雷和劉海粟一起走進學校。傅雷看到長廊上的畫，立刻對工友下令：“這些畫沒有創造性，才氣少，收掉!”工友立刻奉命將畫全部拿了下來。
這時，俞劍華正好過來，看到了全部情景。劉海粟感到很尷尬，就把俞劍華介紹給傅雷，俞劍華也主動向傅雷打招呼，可是傅雷冷淡地點了點頭，掉頭就走開了。
劉海粟很難堪，追進傅雷辦公室，問他：“你怎麼這樣傲慢?”
“此公沒有本領，只會抄書。”傅雷不屑地說。
俞劍華胸襟寬闊，並不計較，還是和傅雷來往。20年後，傅雷被劃爲“右派”，俞劍華在南京任教，他到上海必要來看望傅雷，有新著出版必定送呈傅雷指正，兩人成爲好朋友。
傅雷爲了打抱不平，還和劉海粟翻了臉。
一天，劉海粟請上海美專西畫科主任張弦上他家，打開一本宋朝畫馬名家李公麟的畫冊，請張弦臨摹一幅。張弦把畫臨好了，劉海粟很滿意，留他在家吃飯。第二天又約張弦臨摹一幅，又留他吃了一頓飯。他在張弦臨摹的兩幅畫上題了“海粟擬李龍眠”，張弦的作品就屬於劉海粟了。張弦畫了兩天，換來兩頓飯，一分錢報酬都沒有。
傅雷愛知道了很不高興，承認劉海粟“待我個人極好”，但“待別人刻薄，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常看不慣”。
1933年9月，傅雷辭職。不久，張弦因病逝世。傅雷聞訊後致信劉海粟，“把張弦的死訊在報上登一新聞，讓他數年來的桃李得悉;籌備一個遺作展覽會;設法替他賣掉些作品，所得的款作爲他遺孤的教育費;設法叫博物館購藏他的一張作品。”
此信一去石沉大海，沒有任何迴音。
傅雷再也忍不住，拍案大罵劉海粟，宣佈永遠不再和劉海粟這種自私的人往來。
傅雷脾氣火爆，幸運的是擁有一個溫婉的妻子朱梅馥。
932年，傅雷學成回國，與朱梅馥舉行了隆重的婚禮。朱梅馥和傅雷一樣也是浦東南匯人，她初中高中都是就讀於教會學校。大學者錢鍾書的夫人楊絳先生這樣評價她：“梅馥不僅是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裏的漂亮夫人，不僅是非常能幹的主婦，一身承擔了大大小小，裏裏外外的雜務，讓傅雷專心工作，她還是傅雷的祕書，爲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沒有這樣的好後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
傅雷在婚後愛上了一位女高音歌唱家成家榴。
他愛到了神魂顛倒的地步，只要情人不在身邊，他就無心做任何事，這時朱梅馥就打電話給成家榴：“你快來吧，你來了，他才能寫下去。” 成家榴來了，坐在他身旁;朱梅馥送上茶水，然後悄然退出書房，讓他們兩人單獨相處。
傅雷大兒子傅聰這樣回憶道：“成家榴確實是一個非常美麗迷人的女子，和我爸爸一樣，有火一般的熱情，兩個人在一起熱到愛到死去活來……”成家榴多年後碰到傅雷的小兒子傅敏，她說：“你爸爸很愛我的，但你媽媽人太好了，到最後我不得不離開。”
1961年，朱梅馥在給傅聰的信中談及此事時說，她當年痛苦不堪，做過放棄的打算，但爲了兩個兒子最後還是隱忍不發。她欣慰地說：“不過我們感情還那麼融洽，那麼牢固，到現在年齡大了，火氣也退了，爸爸對我更體貼了，更愛護我了……我們現在真是終身伴侶，缺一不可的。”
傅雷對妻子的貢獻也是由衷感激，他在給兒子傅聰的家書中說，“我經常和你媽媽談天說地，對人生、政治、藝術、各種問題發表各種感想，往往使我不知不覺中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出一個小小的頭緒來。單就這一點來說，你媽媽對我確是大有幫助。”
在傅家做了11年的保姆周秀娣回憶道：傅先生和傅太太都是好人，她生病了，傅先生拿醫藥費給她，讓她去看病，她若不肯，傅先生就發脾氣;傅太太溫柔文雅，十幾年來沒發過脾氣，總是笑嘻嘻的。
傅雷還是被劃爲“右派”
1949年5月，中共在上海建立政權，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傅雷感到不適應，儘管還是埋頭翻譯，其心境已經難以沉靜。1950年6月，傅雷向畫家黃賓虹吐露心聲：
“蟄伏滬瀆忽忽又已半載，苟全生命，乏善足陳，方今諸子百家皆遭罷黜，筆墨生涯更易致禍，懍懍危悚，不知何以自處。”
傅雷竭力想跟上時代的變化，1954年1955年，他看到國家轟轟烈烈的建設景象，他看了許多反映解放戰爭、革命戰爭時期的小說，覺得深受感動和感染。1957年3月，傅雷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參加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會後，他盛讚毛澤東講話，併爲在國外波蘭留學的兒子傅聰手抄《毛主席對<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大會講話》，還興致勃勃地說：“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士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大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
5月1日，《人民日報》撰文鼓勵“大鳴大放”;一週後，傅雷發表了文章《大家砌的牆大家拆》，對少數黨員提出尖銳的批評。
面對“反右”運動洶涌興起，傅雷在六七月間連續發表三篇揭發批判“右派”的文章。傅雷在《文匯報》發文《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猛烈抨擊報社總編也是自己的好朋友徐鑄成：“……直到近十天來報上陸續揭發，我才知道他是有陰謀的，有集團的，以民間報紙花色繁多爲名，遂行他辦成一張反社會主義報紙的策略，爲資產階級復辟打先鋒。”
歷史真會玩笑，政治風雲突變，傅雷還是被指爲“親美反蘇的急先鋒”、“上海‘中間路線’的代言人。8月22起，上海各大報紙連篇累牘地批判傅雷，《大家砌的牆大家拆》成爲他“反黨”的罪證之一。上海市作協開了十次批鬥傅雷的大會，傅雷做了三次檢討……
1958年初，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與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想保全傅雷“過關”，石西民找傅雷談話了，暗示他檢討不妨將調子再定高點，以便順利過關。
傅雷畢竟是傅雷，他斬釘截鐵地說，“沒有廉價的檢討，人格比什麼都重要。”
“反右”大風浪過去了，傅雷夫婦總算逃脫了一劫，他們正暗自慶幸，沒有想“反右”補課開始了，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在批判會上被宣告爲“右派”。
那天深夜，朱梅馥焦急不安，最後終算等到傅雷回來了，他第一句話就是：“如果不是阿敏還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從此，傅雷深居簡出，翻譯了法國藝術評論家丹納的《藝術哲學》、巴爾扎克的《攪水女人》、《都爾的本堂神甫》、《比哀蘭德》。可是，他的譯著被延遲出版或拒絕出版，有的出版社要他以筆名出版，被傅雷拒絕了。傅雷和巴金一樣，是全國文化界僅有的幾個靠稿費生活的自由職業者，沒有單位，沒有工資，傅雷陷入了極度窘迫的境地。個性剛烈的傅雷，爲五斗米折腰，被迫給上級領導寫信求助，措辭卑微……
1961年9月底，傅雷摘去戴了3年零5個月的“右派”帽子，有人要他對黨表示感謝。
“當初給我戴帽，本來就是錯誤的。”傅雷淡淡地說。
由於心境不好和疾病纏身，翻譯工作進度奇緩，直至1964年年8月，傅雷才譯畢巴爾扎克的《幻滅》三部曲。1965年11月，傅雷眼疾稍好，就第4次修改並謄寫巴爾扎克小說《貓兒打球號》，這是傅雷翻譯的最後一部書稿。
“文革”後，周而復向傅雷的兒子傅敏透露：當年，一位中共中央主要負責“反右”的領導來滬，示意上海“右派”太少。爲了增加名額，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命令將傅雷劃成“右派”……
一個政治的波浪打過來，就把一個人的一生和一個家庭的幸福全毀了。
傅雷和妻子一起在黑夜中憤而棄世
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1966年8月30日下午，區房管局選擇隊先上門抄家，鬧到晚上7點多鐘才離開;11點多鐘，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闖進來，領頭者是兒子傅聰的琴友李名強。
“傅雷，你的問題很嚴重!”李名強一改過去的畢恭畢敬，進門就大聲喝斥道。
“你混蛋!”傅雷當場回擊。
抄家在狂熱地進行中。忽然，紅衛兵在佈滿灰塵的閣樓上看到一隻箱子，敲掉鎖發覺箱子裏有一枚模糊不清的鏡子，背面嵌着蔣介石的畫像;在一本舊畫報裏，翻到印着的一張宋美齡照片。
紅衛兵一陣興奮的狂呼!
傅雷夫婦大爲震驚，這是親戚解放前寄存在他家的東西，傅雷家幾十年都沒有翻過看過，闖禍了!
“大右派傅雷窩藏反黨罪證!”震天動地的口號響起。
傅雷夫婦被按倒在地，被勒令跪着。
9月2日上午，傅雷夫婦被強行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上高帽子。四周是黑壓壓的人羣。
1966年9月3日上午9時45分，保姆周菊娣還不見傅雷夫婦起牀，就走近傅雷夫婦臥室敲門，沒有回答，她推開門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於是趕忙跑到派出所。戶籍警左安民趕到現場，看見傅雷夫婦倆一左一右吊在鋼窗的橫檔上;傅雷先生穿的是汗衫、短褲，夫人穿的是睡衣。地上鋪了一牀棉被，顯然是爲了防止踢倒凳子發出聲音驚醒鄰居。一旁，一盞很暗的燈還亮着幽暗的光。
書桌上有一個包裹，裏面裝着錢和一封寫給朱梅馥胞兄朱人秀的遺書。
遺書寫道：“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裏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
遺書委託朱人秀代付9月份房租55.29元;將600元存單給保姆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將現鈔53.30元作爲火葬費……
下午4點多，一輛收屍車駛入上海江蘇路傅雷信宅前，傅雷夫婦被擡上了車，送到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法醫檢驗所檢驗，爾後被送往西寶興路萬國殯儀館。
派出所發電報給在北京的傅雷兒子傅敏，他也在批鬥之中，回電說後事託他舅舅朱人秀全權處理。傅雷夫婦遺體火化時，朱人秀也被隔離審查了，於是，傅雷夫婦的骨灰無人敢出面認領。
這天，一個27歲女子江小燕戴着大口罩來到萬國殯儀館。她對工作人員說，她是傅雷的乾女兒，要求認領傅雷骨灰。她從殯儀館登記本上查到朱人秀家的地址，求得他的幫助後，她把傅雷夫婦的骨灰盒放進一個大塑料袋，轉送到永安公墓寄存。江小燕還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說傅雷是被冤枉的。那些封信落到了造反派手裏，她被追查審訊，雖然最終沒有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但卻在恐怖中生活了10多年。傅雷辭世20多年後，傅雷大兒子傅聰回到上海，獲知父母的骨灰奇蹟般地保存下來，就和弟弟傅敏四處打聽“戴大口罩”的女孩。當他們見到江小燕，一再表示要物質感謝，江小燕都謝絕了，她最後只接受了傅聰音樂會的一張門票……
1979年4月26日，傅雷平反昭雪大會和骨灰安放儀式在上海舉行。上午9點半，上海市政協、上海市文聯和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等單位代表和傅雷生前友好400餘人，聚集在龍華革命公墓大廳;著名作家柯靈無限悲痛地爲亡友宣讀了悼詞。平反追悼會後，傅雷的骨灰盒被安放在上海龍華“革命幹部骨灰室”內，妻子朱梅馥則葬在了家鄉青浦公墓。2013年10月27日，爲了紀念著名法國文學翻譯家傅雷誕辰105週年、夫人朱梅馥誕辰100週年，在上海福壽園海港陵園舉行傅雷、朱梅馥骨灰安葬儀式，傅雷的長子、著名鋼琴家傅聰和次子傅敏出席了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