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叔段之亂，是《春秋》一書第一年所記載的唯一一件與魯國無關的事件，原文爲“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而《春秋》據儒家所說，爲孔子親自筆刪魯國舊史而成，被認爲包含了儒家的精神，即所說的微言大義。而作爲儒家《春秋》學的三個代表，《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對此有各自的評價。但基本都認爲鄭莊公與共叔段都有過錯。
《左傳》認爲，“鄭伯克段於鄢”中，共叔段超越了一個做弟弟的本分，所以稱段而不是弟。而鄭莊公則沒有完成教導弟弟應盡的責任，並故意放任共叔段，以期其走上造反的道路，所以稱之爲鄭伯而不是兄。而共叔段後來的行爲如同另一個國君，所以鄭莊公平定共叔段，要用打贏敵國採用的“克”字。而最後，共叔段出逃卻不說，則是史官也不好下筆來寫這件事。
《公羊傳》則認爲，之所以說“克”，那完全是爲了強調鄭莊公的惡。而鄭莊公的惡就在於，明知道母親喜歡段，而自己卻要殺掉段。而自己明明要殺掉段，那當初還不如不給他封地。而作爲莊公的弟弟，共叔段不稱職爲弟，那是因爲他能匹敵一國之君。此外，爲什麼寫清楚地點的原因也是爲了強調共叔段這一點。因爲按照春秋來說，如果這種討伐的事情發生在都城以外，而且被討伐一方能匹敵一國之君的，那麼就要寫明地點。以此來體現孔子的微言大義。
《穀梁傳》則從另外的一個方面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爲之所不說殺，而說克，那是爲了表示，共叔段當時不是一個人，而是有很多人追隨他。而之所以稱莊公爲鄭伯，那是因爲國君如果殺了自己的嫡長子或者同母弟，那麼就稱呼其爵位。所以從這裏也就能看出，共叔段是鄭莊公的弟弟了。而共叔段被稱之爲段，而不是公子段或者弟，那是因爲他所作的不符合一個公子和弟弟所應有的行爲。所以從這一角度上來說，孔子對於共叔段的批評程度要超過鄭莊公。而記載地點，是因爲表明共叔段已經逃離到遠離國都的地方，這就說明鄭莊公做的過分的地方。而鄭莊公這時不應當繼續追殺，而是應當採取兄弟間相親相敬的道德方法來處置共叔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