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和議是明朝隆慶年間，在內閣大臣高拱、張居正等人的籌劃下，明朝與蒙古達成了對俺答汗的封王、通貢和互市的協議。在明朝中央內閣官大臣的張居正和高拱，加上地方上的宣大總督王崇古及大同巡撫方逢時操作下，成功把握把漢那吉與其祖父、韃靼首領俺答因家事爭執而降明的機會，達成了封貢及互市。明朝封俺答爲順義王，開放十一處邊境貿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過貿易獲得中國資源。
隆慶和議結束了明朝與蒙古近二百年的敵對狀態。明朝又憑藉在剷除趙全等漢奸之下，削弱了韃靼內部的組織力，從此到明朝滅亡爲止，明朝與蒙古之間絕少爆發大規模戰爭。
事件背景
明蒙關係
15世紀末、16世紀初蒙古方面出現了轉折，蒙古傑出的首領達延汗統一了蒙古草原，使得蒙古草原一度平靜，但是草原遊牧經濟發展中缺少的就是中原農業的補充。爲解決牧區生產和生活上的不足，蒙古各部封建主也曾多次與明朝進行通貢、互市，但和平貿易經常被戰爭中斷，甚至還遭到明朝的經濟封鎖。因此，有時迫使蒙古封建主揮戈南下，用擄掠的辦法去奪取中原漢地的物資。但擄得的物資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牧區長期物資短缺的問題，而且明朝對於蒙古封建主的南侵也採取報復的行動。每年秋季，派兵深入草原縱火焚燒草場，謂之“燒荒”，使牧區的牲畜因缺草而無法過冬;明軍還經常偷襲蒙古的營地，趕走大量的牲畜，謂之“搗巢”。明朝與蒙古如此嚴重對立，使得牧區在生產和生活上更加困難。
從嘉靖十三年(1534年)開始，俺答汗爲解決閉塞的、單一的遊牧經濟不能滿足草原政經發展的現狀，嚮明朝發起猛烈的求貢攻勢。但由於明朝方面的腐朽和奉行的民族歧視政策，以及害怕土木之變重演等一系列原因。對俺答汗的求貢一概拒絕，並多次誅殺俺答求貢使者，俺答汗遂以武力相威脅。蒙古騎兵多次南下犯邊，燒殺擄掠，結果釀成了“庚戌之變”。
即使在俺答汗兵臨城下的時候，仍然在做與明朝通貢的努力，派使者持書入城求貢。懾於俺答汗兵威，明朝只得答應開放馬市。但開放的馬市只限於大同、宣府兩地，且貿易的種類和數量都有嚴格的限制，這遠不能滿足蒙古方面的要求。俺答汗遣使要求擴大貿易的範圍，但以嘉靖皇帝爲首的頑固派非但拒絕所請，甚至關閉了馬市。明蒙貿易中斷，雙方戰爭又持續了二十年。
經濟因素
遊牧經濟的單一性和脆弱性決定了其對中原經濟的依賴性。“單一的遊牧經濟與內地農業，手工業之間的分工交換關係，是推動北方民族南遷或南進的槓桿，也是北方遊牧經濟自古以來始終與中原保持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繫，最終形成多民族國家的經濟基礎”。
據《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貢》記載：小王子達延汗有三子：長子爲阿爾倫，次子爲阿著(巴爾斯伯羅特)，第三子爲滿官嗔。阿爾倫死後，兩個兒子年幼，所以達延汗次子阿著稱小王子。不久阿著病死，所以衆人推立阿爾倫之子卜赤爲小王子。阿著又有二子：長子爲吉囊，次子就是俺答。阿著的兩個兒子實力強大，小王子雖然名義上是韃靼的首領，但是諸部都不相統攝。吉囊佔據河套，臨近關中，土地豐饒。俺答佔據開原、上都附近，當地貧瘠薄弱，所以只能以入寇劫掠爲生。由此，可得出經濟問題是俺答汗積極求貢的根本原因。
政治因素
俺答積極求貢亦有其政治上的意圖，曹永年《明經世文編》卷216《接報夷情疏》記載，認爲俺答求貢的政治意圖之一在於借取明朝的封爵提高自己的聲威，以與小王子抗衡，所謂“將假朝廷官爵，與其侄爭雄” 。也就是藉助明朝封賜的官職，提高在諸部的影響力，與小王子卜赤抗衡。隨着俺答汗勢力日漸強盛，與蒙古諸部因政治利益而矛盾重重。谷應泰記載，此後俺答的勢力逐步強盛，有騎兵十餘萬之衆，在韃靼諸部中稱雄，當時俺答與小王子、吉囊諸部，有時結合有時分裂。俺答汗只有通過與明朝的通貢，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才能與小王子、吉囊諸部爭鋒。
軍事因素
蒙古單一的遊牧經濟決定了其迫切需要中原的物資，而獲取中原的物資無非是兩種手段，即和平手段和戰爭手段。但靠戰爭掠奪的方式非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蒙古內部資源匱乏的狀況，還會給蒙古帶來大量的損失。而明朝對蒙古的經濟封鎖，以及燒荒、搗巢等手段也令蒙古畏懼。這樣，傑出的政治家俺答汗把眼光從戰爭掠奪轉向了和平貢市。
思想因素
自俺答汗引黃教(喇嘛教)入蒙古以來，俺答年年奉佛誦經，懺悔戒殺，並認識到連年戰爭給下層民衆帶來的深重災難。所以有利於其思想的轉變，由戰爭轉向與明朝的和平交往，這就促使俺答汗積極爭取與明朝的通貢。此外，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之妻三娘子爲維護明蒙和平友好關係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促成“俺答封貢”的過程中也是功不可沒。三娘子從大局出發勸說俺答汗與明朝政府議和，進行通貢互市，俺答汗亦採納其妻建議，從而開創了蒙漢和平友好的新局面。可見，俺答汗積極求貢亦受其妻三娘子的影響。
俺答汗死後，三娘子繼續輔佐新一代順義王黃臺吉維護蒙漢互市的局面，有時，三娘子還親自率部入貢，以示繼續忠順。之前，王崇古總督蒙古事務，繼王崇古之後，還有方逢時、吳兌代替他作爲總督，蒙古諸部都不時前來邊關進行貢市。而三娘子非常仰慕明朝內地的繁華，不時前來通好。有時三娘子親自致上手書以求賜金珠翠鈿，以求兩方和好，諸部落中有頑固不服從教化的，三娘子也隨時嚮明廷彙報，邊關督府得以隨時戒備。
直接誘因
把漢那吉是俺答的孫兒。自那吉之父鐵背臺死後，他就被俺答的妻子克哈團所照顧。那吉成年後，又爲他娶妻比吉。那吉其後又娶了他姑母的女兒三娘子。不幸地，俺答又愛上了他的外孫女三娘子，因此三娘子便轉投到外祖的懷抱。把漢那吉極其不滿，便與阿力哥等十餘人，趕到大同萬里長城邊界要求明朝大同巡撫接見。在宣大總督王崇古堅持下到明朝受降，並厚待之，俺答隨後追至，得知把漢那吉未死，大喜，着手談判營救。
韃靼戰力雖強，但文化不高，因此在明初一直未成氣候。但在居於板升的趙全等幫助下，韃靼有了很強的組織力。趙全等人多略善謀，爲韃靼部出謀劃策，還促進了他們農牧業的發展，並且完善了韃靼的軍事建制。令韃靼部軍事實力大增，諸部望風而竄。他們正如張居正言，當時明朝有兩患﹕“東患在屬夷，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終無安枕之日!然西事稍易，宜先圖也”。
意思是解決北方韃靼部事務的時機已經到了，應該先解決蒙古事務。因此明朝態度，是要求俺答嚮明朝稱臣，而且交出叛逃到蒙古的趙全等人。俺答封貢歸順，其實是沒有什麼把握，畢竟在與明朝的對抗中，俺答也絕少敗仗。
俺答畢竟最愛這個孫子，因此他纔會直奔至大同索人。俺答對於把漢那吉降明，不斷有“日夜恐中國戕其孫”的感覺。而明朝對於“討漢奸”的要求，在孫子安危面前也變得細小﹕“擾亂內地不是由我造成的，其根源在於趙全等人。如今我的孫子投降了明廷，其實是天意。幸而天子冊封我爲王，能夠永久的鎮守北方，北方諸部誰敢居心不軌?我們受到了朝廷的厚恩，又怎敢不報答呢?”。
而且，在俺答角度，他們入侵明朝北邊其實也只爲搶掠。封貢稱臣，失去趙全一班軍師，雖有損戰力，但有互市在後頭，還可有明朝這個大靠山，對俺答絕對有利。互市之作用，在於安定外族之民。 至此，俺答實無反對之理。
和議條件
穆宗態度
作爲最高統治者的明穆宗較少有民族偏見，在思想上能夠認識到“華夷爲一家”，因而在歷史機遇出現時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這一點可以從明穆宗封俺答汗爲順義王時的敕書中感受到，其敕曰：“朕惟天地以好生爲德，自古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包含遍復，視華夷爲一家，恆欲其並生並存於宇內也……迨朕纘承丕緒，於茲五年，欽天憲祖，愛養生靈，胡越一體，幷包兼育……朕代天覆幬萬國，無分彼此，照臨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無或爾遺。”意思爲無論華夏或者夷狄，都爲天子的子民，符合古代“王者無外”的理論。這種“華夷一家”、“胡越一體”的思想，在封建時代的帝王中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可見穆宗與其父相比，在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對待蒙古族的態度和政策上，明穆宗對嘉靖時期拒絕貢市而導致邊患頻仍的錯誤政策有深刻的反思，因而在加強邊防的同時，執行了一條對蒙和好的政策。當有人堅決反對通貢、互市的決策時，他能用行政手段將其從朝廷中排除出去，更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山西道御史葉夢熊曾經說：“把漢那吉投向朝廷，邊臣不宜容納，朝廷也不宜對其授以官爵，這將會與韃靼部首領結下仇恨。”並且援引宋朝時期郭藥師、張事的事例。明穆宗看了他的奏疏之後，對他的言論大加斥責，下令將葉夢熊降二級、並且調外任。
議和成功之後，吏部侍郎張四維在給其舅王崇古寫信時曾談到：“如今與蒙古議和的事情之所以取得成功，雖然得益於諸位輔臣的努力，但是皇帝的正確決斷也是重要的前提。”實錄對此事的記述更能說明問題：“穆宗每日到文華殿參加日講完成之後，大學士李春芳等當面陳奏北虜封貢的事宜，大臣們都表示出“外示羈縻、內修守備”的意圖，穆宗說：“卿等既然已經決斷好了，那就立刻去實行吧。於是廷臣知道皇帝已經決定了，就沒有什麼異議了。”穆宗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正確態度，實乃是“隆慶議和”能夠實現的首要條件。
閣臣才能
明穆宗對內閣首輔高拱傾心委任，高拱深知如何用人行政，身負經濟天下的才能，所提供的建議，穆宗都認同。而張居正與高拱相友善，高拱認爲張居正也是一個治世之臣。等到李春芳、陳以勤都下臺後，高拱上臺成爲內閣首輔，張居正作爲次輔，負責議和的工作。正是在這種形勢下，高拱的纔能有所展布，請求增設兵部侍郎以備總督之選;請求慎選兵部司屬以備他日邊境兵備督撫之選等等。高拱力主冊封俺答汗，張居正對此也十分認同，親自授王崇古等人以方略。內閣的兩位重臣之所以在議和問題上能取得一致，又是同吸取嘉靖時期錯誤之教訓直接相關的。
高拱在《伏戎紀事》中談道：“對把漢那吉之事處理起來一定要方略得當，如果輕易地接受他的條件，那麼則是對他示弱，將對明朝不利，這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貿然殺了他，則斷絕了蒙古諸部歸附的念想，而且白白增加他們的怨恨。這也不可取”。
至於對俺答汗封王、通貢之事，高拱又總結道：“蒙古自從三十年前遣使求貢以來，求封之心已久，但是當時沒有人正視這件事，所以處置不善，致使這三十年來邊患一直沒有停止。”張居正在《答鑑川策俺答汗之始》中也談道：把漢那吉來降之事關係甚重，能夠解決和蒙古關係的關鍵也在於此。今日的議和之事一定不能草率決定。穆宗君臣對嘉靖年間明蒙戰爭的原因有清楚的認識，對前朝弊政有深刻的總結，因而能夠理智地把握歷史的航向。
邊吏重視
明朝的邊吏識大體、顧大局，爲邊防的安危敢於承擔責任。當時的大同巡撫是方逢時，宣大、山西總督是王崇古。方逢時在隆慶四年(1670年)正月以右僉都御史的身份巡撫大同，史籍記載，他爲人“才略明練。處邊事，皆協機宜”。正是由於他練達事務，政治敏感性強，所以才抓住了這一契機，促成了歷史性的轉變。
當時明朝正處於防秋期間，總督王崇古駐紮陽和，當方逢時將把漢那吉來降之事向他報告之後，他和方逢時有着相同的認識，知道此事絕不是一件小事，關係到華夷之分，應當慎重處置，一開始處理不好，以後就會很棘手。王崇古在隆慶初年受任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加右都御史銜，隆慶四年(1670年)正月調任宣大、山西總督。他爲人“慷慨有奇氣”，在處理把漢那吉事件時果斷而有謀略，終於實現了“隆慶和議”。
和議結果
隆慶和議於隆慶四年(1570年)開始成事，基本上以和平手段達成，以雙方各取所需告終。明朝封俺答爲順義王，開放十一處邊境貿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過貿易獲得中國資源。而對中國的好處是明朝北邊，的確上百年不用兵革。在明朝的歷史上，至少已經達到止戰之效，因此隆慶和議，實爲成功。
隆慶和議後，俺答召集諸部首領嚴定規矩：“如果哪一部落的臺吉(首領)擅自率兵進入內地爲非作歹，就削減他部落的兵馬，並革除其首領身份;如果有哪戶人家擅自入邊的，就將該戶的人丁及牛羊馬匹盡數給賞別家”。同時，明朝也進一步做出規定，約束將士嚴禁出邊攻擾。
事件影響
隆慶和議的達成，不僅確保了長城沿線的長時期和平，而且擴大了明與蒙古的通商貿易，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明朝北方形勢的安定和明蒙和平友好關係的建立，有利於雙方社會經濟的發展。明朝在大同左衛的威遠堡、宣府的萬全右衛、張家口等邊外陸續開放了多處馬市，定期交易。蒙族以牲畜、皮張等貨物換取內地商販的鐵鍋、布匹和綢緞等物。俺答汗還在漢人的幫助下，建築了庫庫和屯(今呼和浩特)城，成爲蒙古地區手工業和商業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