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今天】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西)人。1042年(宋慶曆二年)進士。1058年(宋嘉祐三年)上萬言書，主張改革政治，強調權時之變，反對因循保守。
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宋神宗進行變法，積極推行新法。由於保守派的固執反對，新政的推行迭遭阻礙。
1074年(宋熙寧七年)辭退。1075年復宰相職。1076年再次辭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封舒國公，後改爲荊國公，世稱王荊公。
1086年5月21日(宋元祐元年四月初六日)逝世。
爲唐宋人大家之一。著有《字說》、《鐘山目錄》、《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三經新義》中的(周官新義》殘卷：《老子注》(保存在《道藏》“彭把集註”中)。
史學界、學術理論界對王安石及其變法時間褒貶不一。梁啓超則給予了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評價:“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他對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學術修養和政治抱負給予了全面的高度肯定。
事實上，在梁啓超的時代，中國已有一部分先知先覺者已經醒來，於是，王安石就被髮掘成變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
那麼，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是什麼?拋開深刻的社會制度根源，重要的一條是在執行過程中的扭曲，被異化爲官員魚肉百姓的“正當”手段，缺乏有效的監督保障。比如，實行青苗法，政府規定利率爲20%，官員擅自提到30%，結果新法實行之後連年自然災害，官員逼債，農戶紛紛破產，連富戶也無法倖免;政府要平抑物價、抑制私商，官員就用更壞的官商代替私商，市場、貨源、價格被政府高度壟斷，百姓被盤剝更嚴重。雖然變法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以民窮爲基礎的國富卻難以持續，社會怨聲載道，民不聊生。
我發現歷史上很多次變法失敗的原因當中，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只是少數清醒的人從上而下卻脫離基層老百姓的變革，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莫不如此。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衆，得不到人民羣衆的真心支持和擁護，所謂的改革成果也只會是一堆泡沫，最終飄散在歷史長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