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湖廣荊州衛(湖北省荊州市)人，號太嶽，諡號“文忠”。張居正生於嘉靖四年，從小天資聰穎，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了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試，16歲中了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
萬曆初年(1573年)成爲內閣首輔，是一個可以與唐代楊炎、宋代王安石相提並論的人物。與楊炎、王安石一樣，張居正也以擅長理財著稱。
直接擺數據做對比：
隆慶年間(1568-1573)，帝國太倉幾乎年年虧空二、三百萬兩白銀之巨;
萬曆十年，張居正死的時候，帝國太倉存銀已高達四百萬兩，糧食可供此後數年之用。
如此成績，張居正身後的評價同樣譭譽參半，有人將他稱爲“宰相之傑”、“曠古之奇才”，也有人說他“專權搜政”、“自作威福”、“苛察”、“擾民”。自張居正去世，這場爭論已經延續了四百多年，世事輪迴，直至今日仍然“迄無定評”。
張居正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歷經嘉靖三十年不上朝，大明王朝這座國家機器已經開始走下坡路，皇帝長期不理朝政，大臣玩忽職守，整個政府效率極其低下，財政赤字嚴重，積弊已積重難返。
張居正改革的核心目的，是解決朝廷的財政困難。這種努力，首先作用於行政上的整頓，也就是在官僚系統內部，實施一套名爲“考成法”的新的政績考覈制度。
萬曆元年(1573 年)十一月，張居正向十歲的萬曆小皇帝上書，推行考成法。在萬曆九年(1581 年)推行一條鞭法。考成就是考覈成果，用現在的術語講就是績效考覈。一條鞭法，是稅役合一，把田稅和無償服役和所有雜役，全部折算成人民幣繳納，搞量化管理和貨幣化結算。
一條鞭法不是張居正的發明，早在嘉靖十年(1531 年)就已推行過，但在嘉靖、隆慶年間一直時興時廢。到了張居正主政的萬曆年間，張居正把一條鞭法定成了國策。而考成法則是張居正的發明，得到皇帝的支持和堅定的實施。改革五年後，扭轉了明朝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
按張居正的設計，這套新辦法的運作機制是這樣的：明確職責，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六科是獨立監察機關，職責是對六部進行對口監督，比如戶科監督戶部，兵科監督兵部，各科設一個給事中長官和給事中若干，職級是正七品和從七品。以七品芝麻官監督二三品尚書和侍郎，別不服，七品的六科官員是直接向內閣、也就是皇帝祕書處彙報工作的。
中央六部把官員的工作分解，一條條登記在賬簿上，考覈內容非常明確具體，並確定明確的完成期限，完成一件，覈銷一件，每月進行考覈，要求事事有落地，件件有迴音。
考成法的結果又與淘汰機制結合，考成不合格的，予以淘汰，又間接解決了明朝的冗官冗員問題。
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套提高官僚系統辦事效率的好辦法。但“考成法”最終的實施結果，卻是官不聊生與民不聊生。
明代是個對官員相當刻薄的朝代，給官員們的待遇相當少，維護起碼的體面都很難，因此上上下下需要達成默契，地方官對偷稅漏稅睜隻眼閉隻眼，京官要接受地方官的孝敬，這潛規則玩下來，糧賦自然收不足。考成法一搞，搞得水至清則無魚了。
就算不貪，也一樣難過。明代官員選拔主要靠應試科舉，而考試考的是八股文，不考執行力。考成法不看學歷看能力，讓做慣官樣文章的大官們被七品小官們追責，經常搞得灰頭土臉。
張居正的考成法規定官員每年必須完成的事情，年初拉單列表，年終對號銷賬，幹完了是本分，幹不完要接受處理。比如說，徵收賦稅，如果完成年度指標算是10分，在嘉靖的時候完成8分就算合格，隆慶的升到9分，到了萬曆就變成了10分，更可怕的是，在張居正的政策裏，如果今年只完成了9分，爲了懲戒，明年你要完成11分，而且是沒有理由，不講條件的必須完成。
如果低於紅線，官員們就要受到包括“住俸”、“降俸”、“降級”乃至“革職爲民”的一系列懲罰。受到處罰的官員，損失的不僅僅是俸祿，官場升遷的資格也被凍結了。
官員們爲了保住烏紗免受懲罰，只好對百姓窮兇極惡地搜刮，百姓受不了這種剝削，就只好拋棄田宅脫離戶籍去做流民，可謂竭澤而漁。
蕭彥的話並不誇張。在張居正執政以前，針對“賦役完欠”，明帝國官場有一個專門的名詞，叫做“追比”。
追比的常規手段是鎖拿、杖打與囚禁，也就是抓人、打人與關人，直至百姓繳足所欠。張居正搞了考成法之後，地方官員的仕途與“賦役完欠”高強度掛鉤，於是“追比”就升級成了“酷比”(意即更殘酷的追比)。
爲完成考成，地方官員甚至瘋狂使用“風攪雪”“打蘿拐”“腦箍”等酷刑對待民衆。
所謂“風攪雪”，是在空曠地“用竹板交雜而笞”，大概是竹板生風屁股濺血(雪)的意思;所謂“打蘿拐”，是在公堂上“扣民足踝”，大概是打擊扭轉腳踝使人喪失行走能力。
“腦箍”尤其殘忍，用刑方法是先拿繩索系在腦袋上，系處有一根木條;用刑人慢慢轉動木條，讓繩圈變小，“一絞則睛出寸餘，人立斃，以水漬之，良久始蘇”。
但是即便是這樣他們發現，多數的人還是完成不了指標，因爲明朝發展到這裏，已經很少有人顧及百姓死活，百姓的手裏也沒有錢，再逼迫也沒有用。但是今年完不成，按照規定明年就要交更多，官員出於自保就要更加殘酷的搜刮百姓，百姓的生活就更加水深火熱，於是就陷入了一個無限死循環之中。
所以，張居正改革的這10年，雖然明朝的國庫得到了快速補充，但是由於張居正改革的出發點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沒有過多考慮百姓的生活，導致普通百姓的生活卻沒有太大的改善，甚至有很多百姓因爲繁重徭役而沒法正常生活下去。
張居正寄予“考成法”也有隱祕目的，打壓言路，以鞏固張居正作爲改革主持者的絕對權力。
按張的設計，官員的工作成績與工作問題，由六部考察揭發;
六部的工作成績與工作問題，由六科考察揭發;
六科的的工作成績與工作問題，由內閣考察揭發。
月有月考，年有年考。
原本，明朝的六科言官，擁有一種負責監督朝政的超然地位。他們品級雖然不高，卻可以封駁詔書，對皇帝的不合理決定行使拒否權(儘管多數時候阻止不了皇帝)。
“考成法”這樣搞，相當於是藉着“績效考覈”這一光明正大的名義，取消了六科言官的獨立性，將他們的政治命運，牢牢控制在了內閣手裏，也就是控制在內閣首輔張居正的手裏。
其直接後果，是體制內的批評之聲被全面壓制，張居正實現了以自己爲核心的一言堂。 如此體制之下，“誰肯冒鋒刃舍爵祿，而盡死言事哉!”誰還敢直言無忌地監督、批評朝政?
當然，考成法只能解決一部分欠稅的問題，大量的瞞田逃稅和稅役不均纔是財政改革的重點，但這需要從賦役制度上加以變革，而清丈田地則是這一變革的基礎。
萬曆五年(1577年)十一月，在官僚地主一浪高過一浪的抗議聲中，張居正通令清丈全國田地，徹底清查被皇親國戚、勳臣豪強及各級官僚所兼併隱瞞的土地。
在處置了一些抵制侵佔的勳貴、官吏之後，萬曆十年(1581年)清丈全國田地的工作基本完成，在這三年間共查出漏稅土地八十餘萬頃，清丈工作沉重打擊了違法的權貴地主，迫使他們交出欺瞞的田畝，或者按照實際田畝數額繳納賦稅，從而扭轉了明朝財政虧空的局面。
清丈田畝的核心目的，是便於朝廷按田畝來實施“一條鞭(編)法”，以儘可能多地增加財政收入。
“一條鞭法”又名“一條邊法”，即把所有的稅收合併到一邊，簡單點說就一句話：把所有的田賦、徭役都改爲白銀，具體而言又可分爲三個單詞：“賦役合併”、“官爲籤募”、“田賦徵銀”。
——所謂“賦役合併”，就是將各種名目的徭役併入正稅，不再徵發居民爲帝國無償幹活。
——所謂“官爲籤募”，就是不再按人頭計算徭役，誰家土地多、誰家就要服更多徭役。
什麼?不願意服役、沒有時間?您不來也行，交錢，收到銀子後官府會僱人替你服役!
——所謂“田賦徵銀”就更簡單，除部分軍需項目外，田賦一律折銀交納，不再繳納實物。
明人徐希明曾這樣評價一條鞭法：這種方法相對公平，便於小民而不便於官府貪墨，便於貧人而不便於豪富之家，便於鄉民而不便於造弊之胥吏。
“一條鞭法”的原意肯定是增加朝廷收入、減少胥吏盤剝，實際上，“一條鞭法”對歷史的最大作用卻在於影響了貨幣運行，這恐怕也是張居正自己沒有想到的。在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中，所有帝國稅賦都必須以白銀完成，這等於說：不但帝國承認白銀是法定貨幣，同時也以帝國的力量鼓勵乃至強迫人們在交易中使用白銀——你可以不用白銀，賺不到白銀如何繳稅?這樣的好處在“客觀上促進了明中葉後商品貨幣經濟的繼續發展，也說明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比以前又有一定的鬆弛了”。
這對百姓而言卻是災難，因爲被合併爲“一條鞭”的，不僅僅是正規的“賦”和“役”，還包括大量不合法、但已形成慣例的苛捐雜稅。
合併之後，那些苛捐雜稅的名目，很快又會在“一條鞭(編)”之外再度出現，被施加到民衆的頭上。既然清丈田畝是爲了儘可能多地增加財政收入，那麼，如何儘可能多地把“田畝”查出來就成了張居正對該項工作的核心訴求。
所以，他曾如此寫信給山東巡撫何來山：“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已囑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參，使諸公得便宜從事” ——你們放手去幹，我已經給相關“部科”打了招呼，所有在清丈田畝的工作中出了問題的人，都不許彈劾查辦。
對參與清丈的官吏全盤免責的同時，張居正又以皇帝的名義下發文件，要求各省嚴懲那些“抗違阻撓”清丈田畝工作之人，“不分宗室、官宦、軍民，據法奏來重處” 。
這一寬一嚴兩項政策，與嚴苛的考成法(張居正將是否完成足額的田畝清丈，作爲考覈官員的核心指標)結合在一起，造成的結果便是地方官員在清查百姓田畝時，往往無所不用其極，務求多丈量出土地的畝數，以完成朝廷定下的績效目標。
經過張居正十年改革，明朝出現了政令統一，國庫充盈的新氣象，史稱萬曆新政。對於改革的成效，改革使明朝重新展現了強有力的政府機制，從這一點來說，張居正以首輔一人之力挑戰既得利益集團，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1582年，張居正因病去世，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悲劇在其去世僅僅半年之後，就迅速上演。反對張居正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製造了強大聲勢，將張居正改革時重用的人通通罷免，同時將曾經反對過張居正的人恢復名譽和官職。
甚至於，一直對張居正尊崇備至的萬曆皇帝，在張居正偉岸的身影之後漸漸長大。年輕的萬曆皇帝急需證明自己是具有親政能力的帝王，他早已厭煩張居正的說教，對自己這位關懷備至的老師，也出現了極大的轉變，在既得利益集團污衊、構陷的虛假證據之下，萬曆皇帝選擇了全盤否定張居正的改革政績，並下詔認定張居正多項罪名。
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去世。張居正死後九個月，萬曆皇帝宣佈張居正犯有謀反、叛逆、奸黨三大罪，甚至險些將他剖棺戮屍。自此，大明帝國失去了最後一位有能力總攬全局的人物，帝國則再次陷入一片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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