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耶穌會傳教士的到來
明代萬曆年間，以利瑪竇爲代表的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同時帶來西方科技、文化等。這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有所觸動。此時的西方科學技術開始迅速發展，而中國這時科學技術的發展較緩慢，相對落後於同時期的歐洲。傳教士在傳播基督教的教義同時，也傳入大量科學技術。當時中國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學技術上的知識，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沒有受到影響。這一階段的西學東漸，由於雍正的禁教，加上羅馬教廷對來華傳教政策的改變而中斷，但較小規模的西學傳入並未完全中止。
此時的西學傳入，主要以傳教士和一些中國人對西方科學著作的翻譯爲主。1605年利瑪竇輯着《乾坤體義》，被《四庫全書》編纂者稱爲”西學傳入中國之始”。當時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在天文學、數學和地圖學方面，由於只在少數的士大夫階層中流傳，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宮，沒有能夠很好的普及。
鴉片戰爭前後直到五四運動前後
19世紀中葉前後開始，西方人再度開始進入中國，並以各種媒介帶來西方的新知識。
鴉片戰爭後，他們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些卓識遠見表明近代向西方學習的思潮的始初就和愛國精神交融在一起。包括林則徐組織人力翻譯慕瑞的《地理大全》部分章節而編成的《四洲志》(1841年)、林則徐將資料交付魏源編成的五十卷鉅著《海國圖志》(1842年),以及徐繼舍的《該環志略》(1848年)、江文泰的《紅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楊炳的《海錄》(1842年)、肖會裕的《英吉利記》(1842年)、樑廷扔的《合衆國說》(1844年)等。從1840年到1861年,中國的文人學者寫出了至少二十二部介紹夷情的著作。
甲午戰爭以後，由於中國當時面臨着國破家亡的命運，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更積極全面地向西方學習，出現了梁啓超、康有爲、譚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們向西方學習大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政治上也要求改革。這一時期大量的西方知識傳入中國，影響非常廣泛。許多人以轉譯日本人所著的西學書籍來接受西學。進入民國時期，由於對政治的不滿又進一步導致知識分子們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在五四時期這種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這一波的西學東漸，一直持續到當代而未止。
儘管如此，縱觀中國近代西學東漸的歷史,它的成就是巨大的。雖然經歷了由表及裏、由淺入深的艱難探索和吸收過程,但畢竟使中國的近代化歷程大大加速,客觀上加快了清王朝滅亡的腳步,爲中國早日推翻一箇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奠定了基礎。但墨守成規、亦步亦趨的學習心理使中國的每一步學習都事倍功半,成效大打折扣.學習中的'一邊倒'現象和盲目照搬現象使中國的西學東漸走了許多彎路,學習中的'急功近利'思想也是造成西學東漸成效甚微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