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初期，黃河流域發生特大旱荒，山西、河南、陝西、直隸、山東等北方五省，以及蘇北、皖北、隴東和川北等地區俱受波及，爲害之烈，爲患之深，史所罕見，1000多萬人殞命，史稱“丁戊奇荒”。
災荒之時，清廷沒有完全從國內戰爭的糜爛之局中恢復元氣，邊疆危機又接踵而至。荒區內，成千上萬的饑民、流民以及此滅彼起的鬧荒、民變，使略趨平靜的局面動盪不寧。
內憂外患，交相煎迫，清廷似乎朝不保夕。
爲了穩定統治，清廷採取蠲免賦稅、散放錢糧、設廠放粥、設局平糶及以工代賑等一系列荒政措施，賑災安民，不可謂不努力。
然而，這一傳統救災方式起到的效果卻並不稱得上好，與風起雲涌的“義賑”(近代工商業者如江浙紳商組織和發動的民間賑災事業)相比，黯然失色。
戰爭結束後，北方老百姓的差役負擔依然沉重。“農民終歲所入，納賦應差牛力籽種外，實無所餘，甚爲賠累”，有時連“種糧盡糶賣以應追呼”，生計日窘，即使正常年景也難資餬口，一遇荒歉，立即陷於饑饉流離。時人談及奇荒與賦役，痛切地指出：“餓殍見於既荒之際，飢溺已形於未荒之年”。
陝甘總督左宗棠反覆強凋“恤貧以保富爲先，辦賑以遏亂爲急”，“荒政救飢，必先治匪”，並不斷提醒陝西巡撫譚鍾麟“辦賑須藉兵力”，對“藉飢索食、仇視官長”的所謂“匪類”，“非嚴辦不足蔽辜”。於是，鋌而走險的饑民、流民無不慘遭屠戳，地方豪紳奸商則有恃無恐，紛紛乘災打劫，更加深了災難。
救荒之時，清廷內部派系之爭日趨尖銳，皇室紛爭不己，督撫各自爲政，中央與地方矛盾重重，或遇利必爭，或遇事推諉，明爭暗鬥，風波靡定，統治機構運轉失調，行政效率大爲降低。
這種情況不可能讓救災走上統籌規劃、協調一致的軌道。誠然，在清廷督導之下，被災各省不少督撫大員勤於賑災，不辭勞瘁，但往往自顧不暇，各自爲戰，災輕或無災省的封疆大吏除少數心存利濟、熱心支持外，大都作壁上觀，對於清廷支援災區的諭令，囿於畛域之私，或拖延搪塞，或大打折扣，從不認真執行。
外國資本主義的壓力
外國資本主義不光輸入了鴉片，還輸入了“現代”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特別是《北華捷報》中關於“丁戊奇荒”的報道，反映出其信奉的自由貿易及放任經濟。這與中國傳統官賑做法相矛盾。
當時，印度和愛爾蘭的特大饑荒與“丁戊奇荒”幾乎同時發生，但英國在兩地的決策人及賑濟官員堅持不干預，拒絕國家對養活人民應負家長式責任。那時，英國認爲受災地的窮人懶惰而過度依賴，難民應致力於公共工程項目，以換取食物或勉強餬口的工資。
英國編輯們對清廷免費爲饑民發放食物及現金大惑不解，認爲“丁戊奇荒”之所以發生，是因爲缺乏科學、鐵路和資本主義經濟，指責北京“統治者官僚”“將一場嚴重的匱乏加劇爲饑荒”。
傳統荒政的迴光返照
平心而論，針對丁戊奇荒，清廷組織的賑災，時間之長，地域之廣，數量之多，堪稱史上之最。同時，作爲傳統荒政在近代史上的大規模實踐，賑災又多多少少打上了近代文明的烙印，滲入了不少諸如海外僑胞的輸捐和國際社會的援助等新的因素。
傳教士李提摩太讚美了清廷的賑災工作，“與中國政府本身的工作比起來，外國人的努力最多不過是桶裏的一滴水。在豁免稅務和直接給予山西賑濟之中，它至少給予了200萬英鎊。”他們讚揚了清廷在饑荒區域禁止罌粟種植的努力，將饑荒看作對英、中兩國的教訓，並批判了英國的一些對華政策。
但是，由於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和破壞力量，清廷的賑災實際只是傳統荒政的迴光返照，又因爲被迫向英國和其他列強所代表的“現代性”開放，清廷國家生產力、公共福利特別是救災能力迅速下降，在國內戰爭和經濟危機，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動盪的衝擊下，倉儲又發生災難性損耗，朝廷，再也無法像18世紀的盛清那樣賑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