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裕仁天皇傳》，作者：程永明，出版社：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日本在中國東北的侵略行徑激起了廣大中國人民的義憤，一些愛國反日的人士走上了暗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道路，這其中最爲著名的便是在20世紀30年代有“江淮大俠”之稱的王亞樵。王亞樵早年反蔣，隨着日寇入侵中國，又一改反蔣爲反日，組織“鐵血鋤奸團”，專事刺殺日本特務及賣國漢奸。在此期間，王亞樵逐漸與當時流亡上海的朝鮮反日組織韓國獨立黨和韓國臨時政府建立了合作關係。王亞樵與朝鮮反日誌士金九進行密商，雙方約定分頭行動，王亞樵負責刺殺九一八事變的主謀板垣徵四郎，金九領導的愛國團負責刺殺日本天皇裕仁。然後共同發表聲明，要求日本侵略軍退出中、朝，否則將遭更大的報復。
1931年10月，王亞樵前往瀋陽，在得知靠侵華戰爭起家的日本陸軍元老白川義則大將正在瀋陽策劃成立僞滿洲國後，遂決定改爲行刺白川。但由於日本憲兵警戒極嚴，暗殺未能成功。11月底，王亞樵返回上海後，金九立即着手佈置刺殺裕仁天皇。
金九派出的刺客是韓國獨立黨成員、時年32歲的李奉昌。1931年12月16日，李奉昌一切準備就緒，並在自己的內褲裏縫了兩枚日製軍用炸彈，前往東京。
在東京，李奉昌以木下省藏的日本名字住進錦町旅館。經過多天對皇宮周圍的偵察，李奉昌選擇了皇宮櫻田門外警察署附近作爲狙擊地點。一是因爲裕仁天皇經常從此門出入，二是因爲櫻田門外道路彎彎曲曲，特別是在警察署處有一個較大的轉彎，天皇車隊經過時必然減速，便於趁機投彈狙擊。
但是要想接近那裏並不容易。按規定，只有在每年1月2日和4月29日“天長節”時，人們纔可以到那裏。而在平時，若想到那裏必須有貴族的證明。李奉昌在離開上海前，以參觀皇宮爲名，託曾與他談過戀愛的一位日本貴族小姐爲他辦好了證明。證明上用的是另外一個日本名字——淺山太郎。
1932年1月8日，裕仁天皇在東京郊區代代木練兵場檢閱了號稱“精銳之師”的陸軍第9師團。也正是在這次閱兵式上，他宣讀了那份讚揚關東軍侵略中國東北的敕語。檢閱結束後，裕仁天皇率大隊人馬浩浩蕩蕩起駕回宮。這時，李奉昌已順利抵達櫻田門附近，準備伺機下手。
裕仁天皇乘坐的是一輛四乘古式馬車。日本警方爲預防行刺，除安排大批警力前呼後擁以及從“滿洲”空運來關東軍的祕密警察進行協助外，還特意在天皇馬車後安排了一輛裝飾與警戒都相同的馬車，稱之爲“副車”，主要起僞裝與迷惑作用，當時坐在這輛馬車上的是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
自從1923年發生謀刺天皇的事件後，在御駕巡幸時沿途兩邊的警察都背向街道肅立，兩眼緊盯着人羣。按照歷來的傳統，人羣是跪着的。當天皇的車隊來到櫻田門外警察署前轉彎處馬車減速時，混在人羣中的李奉昌趁機將日製炸彈磕火，投了出去。不料，李奉昌誤將副車當成了天皇的座車，隨着轟然一聲巨響，副車的車伕當即被炸死，車上的人卻倖免於難。坐在前面馬車上的裕仁天皇聽到爆炸聲後，驚慌失措，差一點摔出車外。駕車的馭馬見狀立即揮鞭催馬，拉着天皇直奔櫻田門內。
刺殺裕仁未果的李奉昌當場被捕，並被押至警察署。他拒不回答警察的詢問，只是一再追問：“裕仁受傷沒有?”當得知裕仁安然無恙後，不由得仰天長嘆道：“大事未成啊!”
行刺天皇失敗後，金九立即通過南洋報紙發表聲明，警告日方不得殺害李奉昌，如若不然定遭更大報復。但日本法院還是於當年9月判處李奉昌死刑，並大肆宣揚犯人已經悔過。
裕仁在得知刺客身份後笑嘻嘻地說：“他一定是韓國獨立黨派來的。”當天下午，宮內侍從官木下稱，這次謀殺未遂事件有助於裕仁重新獲得對他日益失望的日本人民的同情。刺殺事件後，主管警務的內務相曾同內閣其他人員一起向裕仁奏請辭職。但裕仁看也不看，就將辭呈退給首相，要求內閣全體留任。
1932年1月5日，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之一板垣徵四郎，從瀋陽飛回東京，向裕仁天皇和日軍參謀本部報告侵佔中國東北的情況，隨後參與制訂在上海發動戰爭的計劃。10日，板垣從東京給日本駐上海公使館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將發電報：“‘滿洲事變’按預定計劃發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強反對仍持懷疑態度，請利用當前中日間緊張局面進行你策劃的事變，將列強目光轉向上海。”
上海是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中心，控制了上海，既能以此爲據點進一步擴大對中國腹地的侵略，又可進一步迫使蔣介石政府妥協投降。更重要的是，歐美各國在華投資大都集中於上海，是列強對華關係最敏感的區域，易於收到轉移國際視線的效果。
1月18日下午4時，駐在上海江灣路山妙發寺的5名日蓮宗日蓮宗：以鎌倉時代中期僧人日蓮爲宗師的日本佛教派之一。僧人在毛巾廠附近突遭日本特務川島芳子川島芳子：又名金碧輝，前清肅親王善耆之女，後爲日本浪人川島浪速收養，並訓練成忠實爲日本帝國主義效勞的女間諜，爲日本提供了大量侵華情報，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北平被處決。僱用的流氓打手的襲擊，致使一名日僧死亡。以此爲口實，1月28日晚11時50分，日軍按照預定計劃向閘北一帶中國駐軍發起了進攻。震驚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變就此爆發。
駐上海日軍艦隊司令鹽澤幸一曾狂妄地叫嚷“上海一旦發生戰爭，4小時即可了事”。但是日軍一開始便碰了壁。駐防閘北的蔡廷鍇將軍率領第十九路軍在上海市民的支持下，進行了英勇而頑強的抵抗，並於29日下午開始反擊，一舉粉碎了日軍的進攻，日本的狂妄計劃破滅了。鹽澤被迫接受英、美、法駐滬領事的“調停”，同意停戰3天，以待援軍。
日軍進攻閘北失敗後，密切注視着戰事發展的裕仁天皇於2月2日任命皇后的堂兄伏見宮爲海軍軍令部總長。這項任命一反宮廷慣例，事先並未與首相推薦人西園寺商量，只是在事情決定後才通知西園寺公望。由於陸軍參謀總長已由伏見宮的祖叔閒院宮擔任，至此，陸海兩軍的作戰事宜完全控制在皇室成員手中。
1月31日，日本海相提出：“上海附近情況不容樂觀，必要時希望陸軍增援。”隨後，日本海軍中央部慌忙增派新組成的第3艦隊支援上海。2月3日，鹽澤破壞停戰協議，再度向閘北進攻，並於次日發起了第一次總攻擊，將戰火延燒至江灣、吳淞一帶。結果是激戰數日，進攻江灣的第一聯隊被中國軍隊圍殲。吳淞炮臺雖被日軍摧毀，但日軍仍無法登陸。這次總攻被粉碎後，在裕仁的指責下，日本駐上海艦隊司令鹽澤幸一被免職，改由日軍第3艦隊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將接任。2月5日，根據裕仁天皇的敕令，陸軍參謀總長閒院宮載仁親王急令陸軍第9師團火速增援上海。第9師團於2月20日、23日發起兩次總攻，均被擊退。總攻計劃破產後，日本統治階級陷入了騎虎難下的困境。
爲儘快結束上海的戰事，犬養毅內閣根據陸相荒木貞夫的提議，於2月23日決定向上海增派第11、14兩個師團，組成“上海派遣軍”，任命原田中內閣的陸相、最高軍事參議白川義則大將爲司令官。24日下午4時，內閣的上奏得到了天皇的批准。在2月25日白川義則的任命儀式上，天皇裕仁指示道：“在將中國第十九路軍從上海擊退之後，不要長追不捨，希望在3月3日國際聯盟大會召開之前能夠停戰。”
3月1日黎明，日本陸軍第11師團1萬人在80多架日機的掩護下從長江的七丫口七丫口：又稱七浦，在江蘇省常熟縣。登陸，佔領了中國軍隊背後的瀏河鎮。同時日軍第9師團也於3月1日發動第3次攻擊，繞過江灣，於次日攻佔大場鎮。已苦戰一個月之久的第十九路軍和第五軍腹背受敵，傷亡慘重，又得不到蔣介石的增援，爲保存力量只能於3月1日晚全部退守至第二道防線，即黃渡、嘉定、太倉一線。
日本軍部仍不肯罷手，他們給白川大將的指令是：向太湖前進。但白川忠實地執行了天皇裕仁的指示，於3月3日下午向日軍發出了停戰的命令。據說裕仁天皇在戰後曾同近臣談到上海事變時誇耀道：“在上海，將戰區作某種程度的限制，以防止事件的擴大，這是白川(義則)大將的功勞。3月3日實現了停火。但這並不是依據參謀本部的奉敕命令，而是因爲我已特地命令白川不得擴大事端。”《裕仁天皇獨白錄》(中譯本)，《世界史研究動態》，1991年第8期。很顯然，天皇裕仁是在爲自己表功。事實上，日本之所以罷手停戰，是在遭到中國守軍的頑強抵抗，以至四易主帥、連吃敗仗，在西方列強的一再警告和干涉聲中，不得已而採取的一種“保住面子”的策略。
上海停戰後，天皇裕仁對派遣軍大加褒獎，命令議會准予追加軍事預算，並於3月16日頒賜敕語：“派往上海方面的陸、海軍將兵，齊心協力，以寡克衆，使皇軍的威武揚於海內外，朕深嘉其忠烈。”[日]《朝日新聞》，1932年3月16日。
儘管裕仁僥倖躲過了李奉昌的暗殺，但他的愛將、在瀋陽躲過了王亞樵行刺的白川義則就沒那麼幸運了。4月29日正是日本所謂的“天長節”慶祝日本天皇誕辰的節日，1932年4月29日是裕仁天皇31歲生日。，佔據上海的日本侵略軍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了慶祝儀式，白川義則也出席了這一慶祝活動。王亞樵與金九再度策劃了行刺活動，當日本國歌《君之代》的樂曲接近尾聲時，朝鮮義士尹奉吉將一顆自制高爆力炸彈投擲到了主席臺上，白川義則等7人被炸傷，當時的日本駐華公使、後來在日本戰敗投降書上簽字的重光葵也被炸掉了一條腿。白川義則因傷勢過重被送回國內，在一個月後死去。行刺者尹奉吉當場被捕，同年底在日本的石川縣金澤市英勇就義。
聞知白川被炸傷後，傷心不已的裕仁於5月23日親自看望了受重傷住院的白川，對其大加讚揚：“作爲上海軍司令官，在異地奮力作戰，終於完成任務，顯揚了國威。”並對周圍的人們說，“白川是好樣的!”[日]尾崎勝敏：《人間·昭和天皇裕仁》，原書房，1999年，第87頁。
白川的死被當作戰死，其靈位也被祀奉在了靖國神社。第二年春天例行大祭時，裕仁在白川的靈位前叩首。回想起白川的一片忠誠，裕仁暗中流下了眼淚。後來，天皇還把這種感慨寫成了詩賜給了白川的遺孀。
少女逢雛祭(“雛祭”日，即3月3日，爲日本傳統的女兒節。)，
戰火紛紛勢無羈，
朕心愁不已，
難得愛卿排萬難，
停戰有功當永記。
天皇親書詩詞贈與臣下，以往並無先例，同時又擔心給軍部的刺激太大，所以長期沒有公佈。
“一·二八”事變歷時35天，日軍四易主帥，死傷3000餘人，同時還引起了西方列強的聯合干涉，日本一度陷入了四面楚歌、孤立無援的困境。但“一·二八”事變後不久，日本關東軍又把侵略矛頭指向了華北。
1933年1月3日，關東軍步兵第四旅團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佔領了東北通往華北的咽喉山海關。3月中旬熱河全省淪陷，4月17日灤東地區也被日軍佔領。
關東軍出兵熱河，曾得到了裕仁天皇的首肯和批准。1933年3月24日，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奉命回國向天皇報告熱河的作戰情況。據岡村寧次的回憶，天皇“頗爲熱心地聽取了我的上奏”[日]稻葉正夫：《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華書局，1981年，第441頁。。4月15日，天皇裕仁還向侵佔熱河的日軍頒賜了敕語：“在熱河方面作戰的關東軍將兵，冒風雪逾艱險，長驅速進以寡敵衆，揚皇軍之威望於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惟世界形勢不容頃刻苟且，汝等將兵應養其銳力，朕深有厚望。”
裕仁天皇雖對關東軍侵佔熱河表示了贊同的態度，但對關東軍越過長城佔領長城以南的灤東地區，卻有些憂慮。關東軍在灤東一路深入，英國政府爲其權益曾向日本政府提出過嚴重抗議，裕仁天皇對此驚恐不安。另外，裕仁也擔心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貿然深入會付出慘重的代價。4月19日，天皇召見陸軍參謀次長真崎甚三郎，曾當面質問：“關東軍還沒有從灤河一線撤退嗎?”被召見後的真崎立即向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發出密電，表示“如不立即撤退，將奉敕令下達撤退命令”。4月20日，關東軍司令部只得密令關東軍陸續從灤東撤回長城線，但仍“要保持威脅華北反抗勢力的態勢”。
5月2日，小磯國昭在東京與參謀本部和陸軍省商定了“沿長城作戰”、“以迫降爲主，內變策應爲從”的關內作戰方案，並奏請天皇批准。關東軍司令部於次日便下達了入侵關內的命令，關東軍再次向灤東發起進攻，同時強渡灤河侵襲灤西，華北形勢危在旦夕。5月31日，蔣介石政府被迫與日本締結了《塘沽協定》，事實上承認了日本佔領東三省和熱河的合法性，並承認冀東爲“非武裝區”，使整個華北被置於日軍的監視和控制之下。
《塘沽協定》簽訂後，裕仁天皇曾親臨靖國神社向陣亡將士的亡靈“報捷”，表達自己的欣喜之情。此後，日本政府更是得寸進尺，在華北頻繁製造事端，並先後迫使蔣介石政府簽訂了《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攫取了冀、察兩省的主權。1936年4月，經裕仁天皇批准，華北駐屯軍的一年輪換制改爲永駐制;原來的兩個步兵大隊擴大爲由兩個步兵團和炮兵團、坦克隊、騎兵隊、工兵隊組成的戰略兵團，總兵力擴大到5000餘人。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的地位也隨之升格，由少將級升格爲中將級，由軍部任命改爲天皇直接任命的“親補職”。日本陸軍第1師團長田代皖一郎中將成爲由天皇親自任命的第一任司令官。日本軍隊的各項變動，驟然使華北地區烏雲密佈，更大規模的風暴即將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