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針對中國新華社的評論文章要求日本天皇就過去的戰爭道歉一事，日本外務省以“對陛下非常失禮”爲由向中方提出了交涉。這一罕見的強硬口吻，讓不少中國人感到一驚。身爲日本發動戰爭時的國家元首，昭和天皇在戰後卻繼續統治日本達44年之久，更在死後倍享哀榮。昭和天皇到底是傀儡還是元兇？向天皇問責，又爲何成爲了日本人諱莫如深的“禁句”呢？
麥克阿瑟的“美麗誤會”
說起日本天皇對於戰爭罪責的認識，有一段不得不提的公案——也許在美國人眼中，昭和天皇裕仁在戰敗之初就已經正式就戰爭做過道歉了。只不過這句道歉到底是否真實，其實十分可疑。
1945年9月27日，在駐日美軍司令麥克阿瑟的要求下，被日本神話爲“現世神”的裕仁不得不屈尊前往美國駐日本大使館拜見麥克阿瑟。據麥克阿瑟後來回憶，會見過程中，裕仁顯得十分緊張，在握手後對麥克阿瑟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使得國民進行了戰爭，對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全部決定和行動負有全部的責任，這次來訪就是把我自己交給您，以及您所代表的諸同盟國進行審判。”
在回憶錄中，麥克阿瑟是對裕仁這段相當於“主動認罪”的發言表現出了相當的好感，甚至覺得天皇有點貴族範兒。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這段給天皇臉上貼金的佳話，卻偏偏沒有在日本人自己的記錄中出現，根據隨行翻譯奧村後來給外務省提交的報告，裕仁當天到訪後跟麥克阿瑟扯了一通有的沒的，甚至連興趣愛好都談到了，但唯獨沒提戰爭罪責問題。
那麼，天皇到底有沒有在第一時間主動認罪呢？此事最終在麥克阿瑟回憶錄的原版筆記被公開後才真相大白。根據上面的記載，裕仁一開始是這麼說的：“襲擊珍珠港是在宣戰之前，但那不是我的意願，我被東條(指時任首相的東條英機)騙了。”也許是覺得此話太有推諉之嫌，裕仁接下來才又補充道：“說這話的目的並不是想推卸責任，我作爲日本國民的指導者，對日本國民的行動負有責任。”
麥克阿瑟原稿中的這段回憶，也許更接近事實的真相。也間接解釋了爲什麼日本對於裕仁的這段表態未做記錄——這段將過錯推諉於臣下的發言，的確算不上什麼美談。不過，如此一來，問題就來了，既然原文如此，麥克阿瑟爲何要苦心修改裕仁的這段發言，使它看上去像是認罪聲明呢？
早決定放他一馬
其實，麥克阿瑟之所以這麼“馬虎”，很可能是故意爲之，意在爲幫助裕仁逃避問責來造勢。作爲佔領軍司令，麥克阿瑟一直極力反對廢除天皇，他曾對美方的戰後調查機構聲言：“對他(昭和天皇)的控告無疑會在日本國民中引起巨大騷亂，其影響是無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統合的象徵。排除了天皇，日本就會瓦解……很可能就需要供養一支百萬人的軍隊，無限期地維持秩序。”
麥克阿瑟“天皇能抵百萬兵”的說法，今天聽來十分聳人聽聞，然而，在當時的美國卻很有市場。事實上，早在戰爭結束前，美國就已經打定主意放裕仁一馬了。首倡這一觀點的，是戰前曾任美國駐日本大使的格魯，作爲美國當時爲數不多的“日本通”，他曾將天皇比喻成“女蜂王”，“若把女蜂王從蜂羣中消除掉，那麼蜂巢(指日本)也將崩潰”。美國在1942年成立了以哥倫比亞大學胡格·博頓等遠東問題專家爲中心的研究團隊，開始研究戰後如何處置天皇和天皇制。該研究團隊在1944年向美國政府提交了名爲《天皇制》的報告，建議在戰後對日本天皇制度予以保留。
受該報告的影響，美國曾一度設想在《波茨坦公告》的草案中明確保留天皇制，只不過隨着原子彈研製的完成，爲了增加戰後在外交上的迴旋餘地，美方緊急刪除了草案中的這一段表態，而將其改爲“日本國之最終政治形態，由日本國國民自由表明之意願決定”。這一閃爍其詞的說法很快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注意，在《波茨坦公告》發表後，時任日本外相的東鄉茂德迅速致電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進行確認，電文稱：“帝國政府注意到……公告所列舉條款，不包含變更天皇統治國家大權的要求。基於這一理解，帝國政府接受上述公告。帝國政府相信，上述理解正確無誤。切望即刻對此明示意向。”在該電文得到了美方的承認後，日本才最終宣佈投降。
美日在戰爭最後階段的這一番你來我往，揭示了一個不爲大多數人所重視的事實，那就是至少在美日雙方看來，日本在二戰中其實並非無條件投降，而是將保留天皇製作爲前提的。這一點，身爲駐日美軍司令的麥克阿瑟及其幕僚雖然從未明言，但其實心知肚明。他的軍事祕書費勒斯准將曾經在一份報告中提醒自己的“老闆”：“如果一邊利用天皇，一邊將天皇作爲戰犯進行審判，對日本國民是一種違背承諾的行爲。因爲，包括天皇在內的日本國民，接受了明確表示保存日本國體的《波茨坦公告》。”
甭管裕仁有沒有錯，法辦天皇都是違約行爲，這就是美國對裕仁的態度。
天皇的心思你別猜
話又說回來，即便美國在二戰後認真追究天皇在戰爭中的責任，是否又真能追出個子醜寅卯呢？恐怕也很難，因爲天皇對於整場戰爭的態度，的確做到了“聖心難測”。
事實上，雖然在東京審判中，美國總檢查長季南曾經以“使天皇免受審判是盟國的政治決定”爲由拒絕對追責天皇一事作出迴應，但檢方的確曾對該問題進行過調查，可惜，調查者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不存在任何直接證據證明天皇對發動戰爭負有責任”。
天皇罪證的缺失，與日本戰前所奉行的獨特製度有很大關係。根據日本戰前所奉行的《明治憲法》規定，天皇有權過問國政，但沒有義務對大臣的上奏進行回覆，進而也就不必對政策施行所帶來的後果負責，這就是所謂的“天皇無答責”制度。這個制度的設立，爲裕仁天皇在戰後金蟬脫殼帶來了不小的便利。因爲至少從日本國內留下的史料來看，這位天皇似乎不僅沒有主導發動戰爭，還一再扮演和平鴿的角色——至少1941年9月，當日本御前會議最終決定對美國宣戰時，昭和天皇煞有介事地宣讀了明治天皇所作的和歌，表達了對和平的祈望：“四海之內皆兄弟，風波亂起爲哪般？”在戰後，這段發言卻被拿來當做了爲天皇開脫的擋箭牌。
正如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所說：“沒有這個日本國唯一最高統治者的命令或同意，大日本帝國對外進行戰爭是不可能的。”雖然“無答責”制度讓裕仁不需要明確表明對戰爭的態度，但整個戰爭期間，幾乎所有的戰爭決策和重大軍事行動，這位天皇都密切地參與其中，或是得到天皇的暗示、默許、批准，或是天皇在御前會議上做出的決定。很難想象一個真的希望“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人，會如此盡心戰爭服務。
爭議天皇得善終
不管人們對於昭和天皇的戰爭罪責有多少疑問，裕仁最終在戰後逃脫了被問責的命運。不過，根據美國的要求，天皇在戰後不能再以“現世神”的形象出現，而只能作爲國家的象徵得以保留。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發表了《人間宣言》，一再向國民申明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不過，天皇在宣言中並沒有直接否認自己的神格，而是使用了一種模糊曖昧的語氣：“朕與爾等國民之間的紐帶，始終由彼此之信賴和敬愛所結成，而非僅依神話和傳說而生；也不是基於‘認爲天皇是現世神、同時日本比其他民族更加優越從而被賦予應當成爲世界的支配者的命運’這種架空的概念。”
發表《人間宣言》後不久，昭和天皇便開始“巡幸”全國，鼓勵國民。視察活動持續了近8年，累計165天，行程3.3萬多公里，足跡遍及沖繩以外的日本列島各地，其目的還是宣揚天皇的權威性，並藉此提高國民的凝聚力。
1947年5月，日本廢除《大日本帝國憲法》，同時頒佈新的《日本國憲法》，規定天皇由國家元首變爲“日本國的象徵”。
不過，喪失權力後的昭和天皇並沒有就此退出歷史舞臺，從20世紀50年代起展開了一系列外交活動，包括出訪歐美，參加東京奧運會開幕式等。1978年10月，鄧小平應邀訪問日本，行程中還特意會見了昭和天皇。在會見中，裕仁首先伸出手去同鄧小平握手，並表示兩國之間“不幸的事情已經成爲過去”，希望今後長期友好。這番表態，不知能不能算作是這位天皇在對戰爭表示歉意。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日本政府隨即爲其舉行了名爲“大葬之禮”的盛大國葬。對於這位天皇的去世，世界各國的反應尤爲積極，163個國家、27個國際機構派代表參加，其中僅元首、總理就有55人，連中國也派出了外交部長以“國家主席特使”的身份前往弔唁。
昭和天皇在位62年，終年88歲，生前備受爭議，死後卻備極哀榮。如果從蓋棺論定的角度說來，這位天皇在戰後的“洗白”不可謂不完美。然而，對於這位天皇的評價究竟是怎樣的，人們心中自有一杆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