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之一：以美國爲首的盟軍領導層出於自身考慮，保留了日本天皇體制。
觀點之二：開脫日本天皇對於其在二戰中的戰爭責任，某種程度上爲日本軍國主義提供了脫罪的樣板，後患無窮。
1945年8月14日上午，日本最高首腦在日本皇宮防空室舉行御前會議，討論無條件投降的詔書問題。日本天皇裕仁考慮國內外形勢和“彼我雙方的國力戰力”，表示如果繼續戰爭，“無論國體或是國家的將來都會消失，就是母子都會丟掉”，決定發出停戰詔書。
同日，日本天皇發佈了由各國務大臣副署的《停戰詔書》，說：“朕深鑑於世界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採以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時局，茲告爾等臣民，朕己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願接受其聯合公告。”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的《停戰詔書》正式播發，宣佈無條件投降。
在此之前，日本的公民們是無權聽到他的聲音的。他沒有用投降這個字眼，但人們明白停火是按同盟國提出的條件進行的。他們知道生活已經發生了不可挽回的變化。原子彈對廣島和長崎的轟炸以及蘇軍8月8日對滿洲的出兵終於迫使日本投降。日本同意波茨坦會議的修正條件。同盟軍將佔領日本，解除日本的軍國主義制度。日本投降後，日本國內部分民衆、一些受害國、國際仲裁機構乃至裕仁本人都認爲天皇對戰爭應負起責任。日本國內一些進步羣衆團體的領袖以及部分深受戰爭創傷的同盟國呼籲：裕仁作爲戰爭期間的國家元首是發動戰爭的元兇，理應作爲頭號戰犯接受國際法庭的審判與懲罰;並再三提出應廢除日本天皇制，改變日本現存的政治體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澳大利亞法官威廉·維著作爲軍事法庭的審判長也認爲：“如果不審理天皇，戰犯一個也不能處以死刑。爲了維護法律的公正，他應在國內或國外受到拘禁。”甚至裕仁本人也感到理虧，難以面對憤怒的世人，他覺得應理所當然地負起戰爭的所有責任。
可事實是，隨後衆多日本戰犯被送上了國際軍事法庭接受世界的審判，而作爲當時日本最高統治者的天皇卻沒有對戰爭罪行負責。在衆多日本戰犯被處決的同時，天皇又身處何處呢?他仍然待在皇宮裏，繼續着他“神聖”的天皇職責。這在二戰歷史上，不能不說是一件十分蹊蹺的事情。
在這其中起決定因素的，是時任盟軍首領的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將軍。他與裕仁有過私下的接觸，並最終爲了本國利益而放棄了對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追究。在這次會見中，裕仁表現得體、態度坦然，勇敢地承認“對於日本政府的每一個政治決定和軍事行動……我是惟一的責任者”。也正因如此，裕仁天皇給麥克阿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若干年後這位上將回憶起裕仁時曾說：“在當時，我感到我面對着日本第一個當之無愧的有素養的人。”
作爲盟軍駐日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指示裕仁否定日本註定統治世界的“大東亞”觀點，維護世界和平，肅清國內黷武精神，另外否定天皇的神聖性，天皇由神迴歸爲人。裕仁都一一照辦。既然日本徹底肅清軍國主義，並且剝去天皇“神聖”的外衣，麥克阿瑟將軍認爲主要目的已經達到，自然對天皇的責任也就不再深究了。
在通盤考慮美國國家利益和盟軍面臨的形勢後，麥克阿瑟在向總統杜魯門的彙報中聲稱，“不能把日本昭和天皇作爲戰犯逮捕”。因爲基於長久以來天皇在日本的特殊地位及對日本民衆的影響，保留天皇有利於幫助盟國佔領控制日本。根據麥克阿瑟的建議，並考慮到政治上的需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員以表決的形式作出了裁決：凡涉及到日本天皇的各類起訴，均不予受理。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美國基於國家利益及全球戰略的考慮而給日本天皇的一塊“免死牌”。1946年4月3日，遠東委員會決定對天皇不予起訴。
6月18日，遠東審判首席檢查官基南在華盛頓宣佈對天皇不以戰犯論處。與華盛頓相呼應的遠東審判日本辯護團一致通過決議：“不追究天皇及皇室。”
問題是，天皇究竟應不應該爲其戰爭責任負責?或者說，天皇到底有沒有真正責任?美國曆史學家赫伯特P.比克斯在其《裕仁和現日本的形成》書中寫道：“坐在皇宮寶座上，裕仁默默看着他的大臣們做戰爭計劃。下面內務部領導和軍方將領們也在估量他們的方案。於是首相說：‘只要陛下您一聲令下，我們都將努力爲國效忠。’天皇點頭表示同意。”展示了一個“狂暴狡詐、野心勃勃”的君主，他推翻了民主政治，掌控着至高無上的權力，直至他那浸滿鮮血的王朝崩潰。而太平洋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急於維持一個沒有能力的君主制國家，他把君主包裝成一個“軍國主義者”的傀儡的形象，讓裕仁擺脫困境，使他的臣民隱藏了他們可恥的戰爭記錄，爲否認罪行的日本文化提供了保護。
歷史就這樣給我們開了個玩笑，不懲惡，即縱惡。由於天皇制度的保存和裕仁天皇的罪責未加追究，對於日本來說，首先是省略了一個痛苦的自我淨化的過程，日本不但自己從未將任何一個戰犯送上法庭，而且使已認定的戰犯們看到了日後推脫罪責樣板——天皇裕仁既然無罪，那麼，爲天皇開拓“大東亞共榮圈”疆土而聖戰的臣民，誰還會有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