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亞洲國家間的戰爭，如何演變爲一場一國陷入對抗多國同盟境地的戰爭?……爲何西方列強在1931年日本軍隊蹂躪滿洲時袖手旁觀，卻最終在十年後冒着與日本開戰的風險幫助中國?”
美國曆史學家入江昭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第一章開始，提出了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指向的是二戰前日本外交的問題。
入江昭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入手，通過對當時日本的外交觀點和決策過程，以及日本政府和軍方高層內部互動的資料整理和分析，回答了上述的問題，亦即二戰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起源，是日本外交決策的一再誤判和日本政客的節節失誤，最終使日本發動的戰爭，不只是侷限在中日兩國之間，更走上了自己也不願意看到的與美國及所謂ABCD(美國、英國、中國、荷蘭)同盟背水一戰的不歸路。
誰之過?
“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爲目標，確定它爲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澤諭吉在其所著《文明論概略》中說。
“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同樣是福澤諭吉，在報上寫文章強調日本的政策取向。
脫亞入歐的核心，其實就是融入新的國際關係體系。因此，脫亞入歐一直是日本在被美國人炮艦打開大門之後的戰略目標，日俄戰爭勝利後，日本成了列強的體面一員，就是託庇於此戰略。
到了一戰之後的20世紀20年代，日本不僅享有這個地位，甚至在海軍裁軍條約中，日本“已經被公認爲是三個首要強國之一”，要與英美共同“爲穩定亞太地區貢獻力量”，日本也是國際事務體系九國公約“華盛頓體系”的重要參與國——九國公約(日、美、英、法、意、比、荷、葡和中國簽訂)確立了在華的國際合作原則。
入江昭指出，華盛頓會議儘管沒有消滅帝國主義，但是它們承諾在華不進一步擴張，並承諾彼此合作，讓中國恢復一定程度的獨立，使其最終憑藉自身力量成爲一個穩定的因素，“中國是新體系成功運轉的關鍵”，而當時的中國領導人也是努力要使國家融入其中，成爲國際事務中的一員，並努力發展自己。
但是，這個趨勢和發展成就，卻讓日本的某些勢力(陸海軍軍官、右翼組織和國粹主義知識分子)陷入了絕望——在這些反國際主義者眼中，“一個對中國步步退讓的國際體系，一個把本國福祉緊繫於貿易平衡的起伏及匯率波動的全球經濟秩序，完全是一場災難”，要扭轉國策，在中國採取行動，違抗華盛頓條約，在30年代完成這些使命正當其時，錯過了這個村便可能再沒有了那個店。
這種修正主義國際觀，是日本強大後自負和島國焦慮心態的矛盾體現——1895年打敗中國的日本對中國的崛起總有一種焦慮和恐懼，也應運當時國際及日本國內時勢——世界經濟危機、大衆政治時代的來臨，迅速發酵。其結果就是修正主義的外交一無所獲，並最終走上了不歸路。
如入江昭所揭示的，太平洋戰爭的發生，是日本修正主義外交失敗的結果，書中所揭示的失道的日本修正主義外交，無論是挑戰華盛頓體系，還是對英美關係，對德蘇關係，對華關係方面，充滿貪婪、狂熱、幼稚、錯覺、無知，常有令人不可思議之處。比如日軍在南京大屠殺和拉住汪精衛後，還總想讓蔣介石在承認它在華利益的前提下媾和!對中國強烈民族主義的鈍感，對中國人民、重慶政府高層抗日決心的嚴重誤判，一廂情願的荒唐!過於宏大的抱負與對現實的判斷能力之間，存在着巨大的鴻溝，志大才疏這個鴻溝，其實是視野、信息和對世界的理解不夠卻狂妄所致。
但是，外交的失敗，實質上是內政失敗的延伸。儘管入江昭在本書中梳理分析的焦點是日本領導層的外交政策爭執和選擇，但是，入江昭的梳理，同樣讓我們看到了外交政策紛爭背後日本內政的失敗。
正如滿洲事變後，日本回復李頓調查團說“較之1921年和1922年，中國如今甚至更加分裂動盪”，國民政府外交部發言人語帶譏諷地迴應說，“分裂動盪的不是別國，而正是日本;其政府已完全無力節制軍人。”
這個回答，可謂一語中的。
入江昭表明，日本大臣們一直傾向於避免和英美開展(儘管也時刻準備着)。但是，我們通過入江昭的作品以及當時發生的歷史性事件，同樣可以看到，日本內政的混亂。
當時的日本文官政府根本無力節制軍人，陸海軍首腦比文官政府更好戰，而軍部也根本未能節制關東軍、華北駐屯軍在中國的行動，上級軍官也不能節制中下層軍官的狂熱，下級外交官對直接上級隱瞞重要信息——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上海事變，從濱口首相被刺到刺殺犬養毅首相的五一五事件，到永田鐵山和岡田首相被刺的二二六事件，以及走馬燈似的內閣輪替，頻繁發生的這些事態，其實就是政府失去了對局勢的掌控，內政失敗的具體體現。
正是因爲這種內政失敗，日本才一步步走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這樣混亂無序的內政，以下犯上顛倒的倫理價值不受譴責，又如何能在外交上突破，如何能夠認清歷史潮流?
首先是內政的失敗，然後是外交的失敗，最終是國家的覆亡，造下無數無辜者犧牲的罪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