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唐代北方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爲什麼很多唐代北方的大軍不忠於朝廷，卻願意跟着安祿山反叛?
類比來說，在一個單位，掌握人事和財務大權的那個人纔是員工們馬首是瞻的老闆。安祿山就是范陽、盧龍和河東三鎮的老闆，唐玄宗主動讓出了本該屬於他的權力，所以三鎮大軍只知有安祿山，不知有唐玄宗。
唐玄宗爲何犯下如此拙劣的錯誤?這其中固然有其晚年剛愎自用的成分，但更重要原因的是歷史大背景下的無可奈何選擇。
從府兵制到募兵制，朝廷丟掉了“人事大權”
唐代初年的軍制實行的是“府兵制”，所謂府兵制就是兵農合一的一種制度，即士兵戰時爲兵，閒時務農。府兵沒有薪水，甚至連基本的裝備都需要自備。但軍戶可以享受到獲得400畝永業田，且全家人都可以免除課稅和徭役，可謂一人當兵全家享福。
由於府兵制不需要國家支付高昂的費用，所以唐代的大軍規模一度高達近百萬人。但這種看似很“完美”的制度，到了開元年間就再也執行不下去了，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因爲“均田制”破產了!府兵制運營的低成本，本質上是一種“轉移支付”，即用“永業田”代替軍費開支。唐代建立初期人口稀少，土地的所有權歸國家，因此朝廷手上有足夠的土地支撐府兵制。
可隨着人口的暴增、土地私有化和兼併潮的到來，均田制再也搞不下去了。均田制的破產直接導致府兵制成了無源之水，因此募兵制走向前臺。
所謂“募兵制”就是僱傭兵制度，粗暴一點說就是朝廷花錢僱傭職業軍人，你情我願，一切以利益爲核心做交易。
這個變化帶來一個嚴重的後果，府兵制下的軍戶由地方政府管理，是“有組織的人”，他們大多人的家在關中及周邊地區，而募兵制下的士兵是“自由人”，士兵們大多爲邊關當地人口，只認招募他們的頂頭上司。
爲了管理方便，唐玄宗還將募兵的權力交給了藩鎮。很顯然，這些士兵從一開始就與朝廷隔絕，形成以藩鎮爲中心的地方利益集團，朝廷被空心化了。
從調撥到自徵賦稅，朝廷丟掉了“財政大權”
在府兵制下，藩鎮的軍餉開支、物資補給全都由朝廷調撥，離開朝廷他們一天也活不了。但唐代的軍事部署重點在北方邊關，錢糧徵調週期長，運輸耗費太大。
爲了彌補這個缺陷，唐玄宗下令，將藩鎮周邊郡縣的賦稅直接交給藩鎮，而不是解押進京再調撥到藩鎮。
可是後來又發現，如此一來地方與藩鎮經常會因爲賦稅數量、徵收時間等發生爭執，於是唐玄宗大腦一熱：乾脆將地方的行政管理權直接交給藩鎮，一元領導，避免扯皮。
結果扯皮的問題解決了，藩鎮事實上變成了掌控地方財政的軍政一把手，也變成了給士兵們發餉的老闆。
這時候你是不是一哆嗦?對了，一個左手錢袋子，右手印把子的軍頭，其實就是有資本割據一方的軍閥。
至此，藩鎮勢力與母體大唐帝國的聯繫，僅剩文化認同這根臍帶了。
從漢兵到胡人軍團，朝廷失去了“文化認同”
中國從南北朝開始進入民族大融合時期，到唐代進入高潮期，在大唐帝國居住着大量的胡人，北方更成了胡漢雜居的地區，某些地方甚至漢民成了少數民族。
李林甫當政期間，爲了排擠漢人邊將，他向唐玄宗提出啓用胡人爲藩鎮節度使。唐玄宗出於對漢將的忌憚心理，採納了李林甫的建議，從此安祿山等胡將逐漸成了藩鎮節度使的主流。
胡將、胡兵在朝中沒有根基，固然不會與中央集團產生複雜的利益關係，但缺乏文化認同的他們，也讓藩鎮對大唐帝國的忠誠度逐漸淪喪。
與此同時，當地士族集團也出現了離心離德。唐代是豪門集團的天下，處於藩鎮地區的地方士族集團很難得到關中、關東、河北、河東豪門的認可，始終遊離於政治核心以外，因此他們對“本地化”的藩鎮勢力有先天的認同感。
安史之亂中，有一大批漢人士族階級追隨左右，比如張通儒、平冽、李史魚、牛庭玠、崔乾祐、尹子奇、田承嗣、田乾真等等，原因就是他們更認同“地產利益代表人”安祿山。
安祿山所掌控的范陽、盧龍和河東三鎮如此，其它所有的藩鎮也都如此，尤其當藩鎮的總兵力超過50萬，而中央禁軍的數量僅有8萬，如此失衡的比例讓朝廷又失去了對藩鎮的威懾力。
在這種情況下，藩鎮脫離控制是早晚的事，各大藩鎮在利害面前，選擇追隨安祿山也就不足爲奇了。
遺憾的是，唐玄宗被虛假的繁榮所矇蔽，完全無視環境的變化所造成的“藩鎮變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