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戰國時期，魏國爲何要遷都大梁?是因爲害怕秦國嗎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本站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魏惠王將國都從安邑遷到大梁並不全是因爲秦國，更談不上害怕，更多是爲了便於統治魏國的東部地區，同時加強對東方諸侯的控制，從而維持和鞏固魏國的中原霸主地位。
畢竟魏國舊都安邑在魏國西部，距離東部和中原地區的中心較遠，並且從安邑通往東部多山林丘壑，道路崎嶇，交通極爲不便，因此不利於魏國對東部地區的統治，魏國也不便於控制東方諸侯。
其次魏國的上黨地區若是被韓國或是趙國攻佔，魏國的西部和東部之間的聯繫就會被切斷，而舊都安邑(今山西省運城市夏縣一帶)也會處於秦、韓、趙三國包圍之中，魏國將會陷入被動不利的形勢，因此到了戰國中後期，安邑已經不再適合做魏國的國都。
於是在公元前364年夏，魏惠王將都城從魏國西部的安邑，遷到了靠近中原中心的東部大梁城，魏國也因此被稱爲“樑國”。
魏國遷都時間是關鍵之處
至於魏國遷都是不是因爲害怕秦國，關鍵之處在於魏國的遷都時間。原因是魏國具體的遷都時間在史料記載中存在爭議，而不同的遷都時間，結果也會不同。
如果魏國是在強盛時期遷都，那麼就不是因害怕秦國而遷都，畢竟魏國是戰國初期的中原霸主，而秦國不過是偏安西北一隅的老弱小國。若是魏國在經歷桂陵、馬陵之戰後，實力從根本上受到削弱，那麼遷都的主要原因就是爲了躲避強秦之鋒芒。
因爲那時秦國已經完成了商鞅變法，經濟和軍事都得到了發展和增強，並且國力日益增強，因此具體的遷都時間成爲魏國是否因害怕秦國而遷都的關鍵之處。
魏國遷都時間
關於魏國遷都有兩個不同的時間節點，在《史記》中記載，魏國是在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遷都。這時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已經結束，秦、趙、齊三國又聯合攻打魏國，魏國不敵，多次戰敗，因國都安邑和秦國靠近，魏惠王爲了避強秦之鋒芒，於是將國都遷到了魏國東部地區的大梁城。
《史記》記載：“惠王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不過在《竹節紀年》中記載，魏惠王是在公元前364年(周顯王四年)夏四月初三遷都到東部大梁(今河南開封)。
兩個遷都時間相差了25年，在此期間，魏國先後經歷了桂陵(公元前353年)和馬陵之戰(公元前341年)，魏武卒精銳幾乎損失殆盡，軍事實力受到很大程度削弱，短期內難以恢復。周邊的諸侯也不會再給魏國重新崛起的機會，魏國從此一蹶不振，從頭號強國淪爲二流國家，失去了中原霸主地位。
按照《史記》中記載，魏國遷都主要是爲了躲避秦國鋒芒。那麼魏惠王爲何會害怕秦國呢?一是魏國實力受到削弱，二是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富國強兵，不再是春秋末期的“老弱小國”。在此消彼長之下，衰落的魏國不得不忌憚逐漸強大起來的秦國。
秦國是在公元前359年頒佈《墾草令》，作爲全面變法的序幕。實行三年後，初見成效，秦孝公便任命商鞅爲左庶長，在秦國國內正式實行第一次變法改革，此次變法中頒佈了按軍功賞賜爵位的“軍功爵制”，並重農抑商，提高生產，強制分居，推行個體小家庭制度，爲此增加了賦稅和兵役來源，秦國因此實現了初步富足，軍隊戰鬥力也開始不斷加強。
《史記》記載：“孝公八年，與魏戰元裏，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經過第一次商鞅變法後，秦孝公便躍躍欲試，想要收復河西失地。在公元前354年，趙國進攻魏國的附屬國衛國，魏國出兵救援，大敗趙軍，進而又圍攻趙都邯鄲，秦孝公便趁魏國國內空虛之際，出兵偷襲魏國，攻打魏河西長城重要據點元裏，大敗魏軍，攻佔了魏國少樑城。
次年，趙國向齊國求救，齊王就命田忌、孫臏率軍援救，發生了“桂陵之戰”。孫臏也認爲魏國國內空虛，於是採取“圍魏救趙”的戰法，兵分兩路，一路圍攻魏都大梁城，另一路齊軍埋伏在魏將龐涓救援大梁的必經之路桂陵進行伏襲，結果魏軍大敗，主將龐涓也被齊軍生擒。
秦孝公便又趁魏國國內空虛之機，任命商鞅爲大良造，再次進攻魏國，直接攻佔了魏國舊都安邑，之後又包圍了固陽。不過秦國卻忽視了魏國還是天下第一強國的事實，雖然秦國經歷第一次商鞅變法後，國力有所提升，但軍力與魏國還是有差距的。
在桂陵之戰失敗後，魏國經過半年的準備，與韓國軍隊組成聯軍在襄陵擊敗齊、宋、衛三國聯軍，打贏了“襄陵之戰”，齊國一看苗頭不對，就趕緊和魏國講和。魏國通過此戰挽回了桂陵之戰的敗局，維持了中原霸權。
接着魏惠王陸續與東方諸侯講和結盟後，就調集軍隊向秦國發起了反擊，直接奪回了安邑，幷包圍了固陽，這時秦國正準備進行第二次變法改革，秦孝公被迫在彤地講和，歸還之前所得魏地。
以此可見，魏國經歷桂陵之戰大敗後，依然可以擊敗齊國，仍然是當時天下的頭號強國，中原霸主。經歷第一次商鞅變法的秦國雖然國力有所提升，但還不是魏國的對手，因此被騰出手來的魏國擊敗，被迫歸還了攻佔的所有魏地。
《史記》記載：“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直到經歷馬陵之戰大敗，魏國大部分魏武卒精銳損失殆盡，導致元氣大傷，魏國才失去了中原霸主地位，淪爲二流強國。此時秦國第二次商鞅變法也已完成，秦孝公便趁魏國實力尚未恢復之機，大舉攻魏，商鞅也因功被封商君，同時齊國和趙國也加強了對魏國的進攻。
《史記》記載：“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之後也就有了《史記》記載魏惠王三十一年遷都的一幕：魏國經歷桂陵、馬陵之戰大敗後，實力被削弱，之後魏國軍隊又多次被秦、齊、趙等國擊敗，導致國內空虛，日漸消弱，魏惠王開始害怕，被迫割讓河西地區部分土地向秦國講和，並離開舊都安邑，遷都到魏國東部大梁。
魏國真的是因爲害怕秦國才遷都嗎?
這樣來看，魏惠王確實是因爲害怕秦國才遷都。不過其中卻有很多疑點：
如果安邑是魏國的國都，秦孝公爲何能輕而易舉就能攻佔了魏國都城安邑?
如果大梁不是魏國都城，爲何在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時，齊軍兩次進攻大梁，魏軍都要撤軍救援?
如果安邑是魏國都城，爲何秦軍攻打安邑時，圍攻趙都邯鄲的魏軍不撤軍救援國都?
如果安邑是魏國都城，爲何秦軍攻佔安邑後，沒有俘虜了魏惠王?
如果安邑是魏國都城，爲何秦軍和齊軍進攻魏國時，魏軍撤兵回國救援的是大梁，而不是安邑?
關於這些疑問，其實只需將安邑和大梁的“位置”互換一下就都能解釋：在秦孝公進攻魏國之前，魏惠王已經遷都大梁，因此齊軍兩次攻打大梁時，魏軍都撤軍回國救援，而安邑只不是魏國的舊都而已，因此並沒有太多守軍，纔會被秦軍攻佔。
如果安邑是當時魏國的都城，魏惠王又怎麼會坐視國都被秦軍攻佔，自己淪爲秦國的階下囚呢!雖然魏國在桂陵大敗，但魏國仍然是當時的頭號軍事強國，“襄陵之戰”就是例子，當時的秦國還不是魏國的對手。
《史記》記載：“今樑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樑軍。後十三歲，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
另外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記載，孫臏在桂陵、馬陵之戰中，兩次採用“圍魏救趙”戰法進攻魏都大梁城，在外出徵的龐涓才撤軍回國救援。因此《史記》中記載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遷都大梁的時間並不可靠，《竹節紀年》中的記載才符合，魏惠王應該是即位六年時(公元前364年)遷都大梁的。
這時秦國處於秦獻公執政時期，雖然經過秦獻公的一系列改革，秦國改變了不斷衰落的現狀，但距離中原霸主魏國還有很大的距離。而給秦國變法改革的商鞅還在魏國相國公叔座府中擔任中庶子，魏國還是當時天下頭號軍事強國，因此魏國遷都並不是因爲懼怕秦國，更多是是爲了戰略需要。
結語：
在戰國前期，魏國領土主要在河東(今山西西南部)、河內(今河南北部、中部)一帶，因此安邑成爲魏國的早期都城。魏文侯時期任用李悝變法，魏國首先成爲戰國初年最強盛的國家，後來隨着魏國不斷開疆拓土，主要疆域變爲河南地區(魏武侯時佔有了大梁地區)，而安邑地處河東，不利於控制東方諸侯，穩固魏國霸業。
在魏惠王時期，魏國把齊國當作主要對手，魏惠王將國都從西部的安邑遷到了東部的大梁，雖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爲秦國，但更多是爲了便於加強控制東方諸侯，以抵消齊國在淮、泗諸侯(比如宋國、魯國都是泗上十二諸侯)中的影響，繼續向東擴張壓制齊國，從而鞏固魏國中原霸主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