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范仲淹，大家都會想到什麼呢
在北宋，文化領域的競爭可謂是神仙打架，堪稱萬世師表的文豪名家更是不計其數。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王安石，蘇東坡，沈括，程顥，程頤等等，隨便拎出來一個都是曠世之才，百年難遇。當然，這其中也包括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范仲淹。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范仲淹的畢生信奉的信仰。然而，人要想有所作爲，不是空有一身的理想就能實現的。范仲淹雖然才華橫溢、文武雙全，但他力求改革封建官僚體制，是不切實際的。尤其在宋朝，官員制度複雜多變，官僚貴族連帶嚴重，任何人妄圖以極端的方式改變現狀時，必將導致大宋王朝行將多事。宋仁宗力圖富國強兵，范仲淹拉開改革序幕
北宋初期，趙匡胤爲了解決流民、官員的安置，設立了很多的廂軍(常備軍)，也設置了很多的虛職。民間經濟鼎盛，封建官員勢弱的北宋，是一個人人富裕、萬民皆安的清平世界。
到了宋仁宗時期，冗官、冗兵、冗費等問題日益明顯，官僚隊伍嚴重飽和，辦事效率急劇下滑，財政帶負擔巨大。軍事上，西北的西夏和北方的遼國皆兵強馬壯，邊境戰事頻發，而廂軍卻多爲流民，沒什麼戰鬥力。面對時局，身爲千古明君的宋仁宗，當然不會置之不理。
康定元年(1040)至慶曆三年(1043年)，西夏大軍在李元昊的帶領下，在三次大戰中連續挫敗宋軍。可面對宋朝的經濟封鎖政策，李元昊深知，長此以往，北宋必然會通過貿易戰對西夏經濟造成更沉重的致命的打擊。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李元昊主動向北宋稱臣，宋夏雙方簽訂“慶曆和議”。
“慶曆和議”之後，宋仁宗自覺改革之勢迫在眉睫，於是便將范仲淹從西北前線調回了朝堂，拜其爲參知政事(副宰相)，並將改革的重擔交給了他，至此，“慶曆新政”拉開序幕。
宋仁宗力圖富國強兵，改革的初衷也是爲了化解軍事危機、降低財政支出、緩解社會矛盾，然而，范仲淹實施的時候卻變了味。范仲淹自認爲“因地制宜”的治國之策
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自認爲“因地制宜”的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減徭役、修武備、重命令、推恩信”治國十策。
這十條建議看起來個個都是治國良策，但是否符合北宋呢?老宋覺得，未必!
其實這十條建議只說了兩件事——抓權、摟錢。
先說第一條，抓權!
仁宗之前，國家不曾大興勞役，寧願花錢買和平也不妄動刀兵。封建官員隊伍雖然龐大，但其實什麼權利都沒有，更不能發號施令。
對此，范仲淹認爲，沒有“實權”，就不能“摟錢”。針對“抓權”，范仲淹首先提出，一定要給各級官員任免權，這樣官員才能打起精神來爲人民服務。其次，要讓當官的先富起來，給官員分配土地，還要發放補貼。最後，范仲淹提出，他本人一定要是最有實權的人，各地官員任命全憑他說了算。
這第三條，在老宋看來，其實並不過分，畢竟是要改革，就一定要賦予改革者權力。只不過，范仲淹選拔人才的標準着實讓人哭笑不得——誰能摟錢，誰就能當官。
對於范仲淹以上三步治國之道，王夫之曾感慨到：範公“先天下之憂而憂”時，便是盪滌天下錢財殆盡之日。正是因爲范仲淹的不當之舉，社會矛盾不但並未緩和，反而導致了更加嚴重的土地兼併，官員與民爭富的現象也急速加劇。
爲了摟錢，范仲淹妄的第一步舉措是，讓貨幣貶值。他發行的“慶曆重寶”可兌換市面上十個銅板，然而實際價值，只相當於原來的兩到三枚。由於當時屬於自由經濟，市場根本不買賬，於是，“鑄大錢摟錢”的方針以失敗告終。
范仲淹的第二步舉措是，重農抑商。他在鹽、鐵、酒、茶等領域設立專營機構，禁止民間私營。
范仲淹的第三步舉措是，建立官營的信貸機構，這實際上就是用軍費對外放貸。趙匡胤曾下詔：“官吏不得經商”，此爲永志。然而，范仲淹卻公開違背祖訓，還自鳴得意的說：我用軍費放貸，一年就賺了42萬貫錢。而此舉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是，北宋禁軍開始全面滲透商業，擾亂市場。
至此，“慶曆新政”直接導致了北宋的第一波土地兼併。明軍宋仁宗帶不動的豬隊友
老宋在之前的文章中曾說過，土地在趙匡胤手中是最不值錢的。所以在仁宗之前，北宋也未曾出現過土地兼併的情況，大家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來創新、創造、經商賺錢。然而，當范仲淹的治國方針被採納，重農抑商、官營放貸以及讓官員擁有土地等政策成功實行，使百姓走上了流離失所的老路。
慶曆四年(1044)，邊事再起，仁宗藉此爲由把范仲淹派到了陝北。慶曆五年，仁宗罷黜范仲淹參知政事之職，並將“慶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部逐出朝堂。隨着歐陽修被貶滁州，新政以徹底失敗而告終，而范仲淹有生之年也再未回過朝堂。
好在大宋國運昌盛，宋仁宗也及時做出了補救，他任命包拯給范仲淹收拾爛攤子，並下令：官員購買土地一律不得超過30頃。這纔給了百姓一絲喘息的機會。
總的來說，仁宗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並且也爲范仲淹制定了指導思想，可真正實施的時候，范仲淹卻顧頭不顧尾。例如;面對冗官問題，范仲淹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表面上看是精簡官員，仁宗看後也採納了，可實際操的時候，范仲淹卻做的太過頭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瞭解，北宋的官員工資雖然是中國歷史上最高的，但北宋的經濟卻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繁榮的。也就是說，對於賢臣良將而言，他們即便高薪，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范仲淹實施新政時，不但消減了冗官的俸祿，同時還消減了所有盡忠職守的官員的俸祿，這豈不是本末倒置?
最重要的是，就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樣，推行新法的主要人物，大多口號喊得很響，行動起來卻又推三阻四。這幫人如此行事，還口口聲聲談什麼改革，在老宋看來，他們實則都是明君宋仁宗帶不動的豬隊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