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小編帶你追尋歷史上真實的張邦昌，探索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歷史故事。
看了這題目，好像是對張邦昌有利，這可不是本意，因爲漢奸這東東，自古就有，不是什麼新玩意。漢奸，原指出賣漢族利益的敗類，後引申爲背叛中國投敵罪無可赦之人，不只限於漢族。《辭海》的解釋是：“原指漢族的敗類，現泛指中華民族中投靠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驅使，或引誘外國入侵中國，出賣祖國利益的人”。例如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出現了大量爲日本人賣命的漢奸僞軍。現在的漢奸大多情況下泛指背叛中華民族，充當其走狗，出賣中國的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敗類，也即通敵或叛國的中國人。
“漢奸”一詞的出處有兩種說法，其一出現於宋末。崖山之戰終以宋軍的徹底失敗而告終，歷時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沒了，取而代之的是蒙元政權。“厓山戰事”結束後，張弘範這廝自以爲能夠留名青史，派人在厓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十二個字，妄想功垂千秋。然而，歷史功罪總有人評說的。陸秀夫背少帝趙昺投海自盡許多忠臣追隨其後，十萬軍民跳海殉國的忠烈，自然在人們的心中不倒，沒過多久，石壁上出現了一首詩：“滄海有幸留忠骨，頑石無辜記漢奸。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終究在人間。”張弘範這廝就成爲“漢奸”永世掛在石壁上丟人現眼了。
其二，“漢奸”作爲一個具有特定含義的專用詞，出自於元代胡震編纂的《周易衍義》卷六雲：“李固欲去漢奸而反遭羣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奸，於義何咎?葛亮欲殄漢賊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賊，於義何咎?”這漢奸與漢賊是對稱使用的。據吳密《漢奸考辯》：“朱燮元卒於崇禎十一年春(1638)，楊嗣昌歿於崇禎十四年(1641)，其時明朝日薄西山，已近衰亡，明末對西南地區的戰事和經營沒有得到鞏固。‘漢奸’一詞自明崇禎十年出現後，一直沒有流行開來。”
到乾隆年間依然沿用這樣的含義，但已經出現了某些變化，開始用在漢族之外。阿桂《平定兩金川方略》卷四十六：“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奏攻得布朗郭宗底木達等寨僧，格桑之父澤旺業已就獲，澤旺雖非首惡，亦系大逆，縁坐之人，自當解京嚴訊。土舍安都爾爲逆黨濟惡，要犯通事虎兒，曽至內地，今爲賊酋出力管事，即與漢奸無異，均應解京治罪。”值得注意的是，土舍安都爾和通事虎兒，“均應解京治罪“，也被乾隆比爲“漢奸”。
道光年間西方列強入侵，“漢奸”的含義發生了變化。此時的“漢奸”多指的是背叛國家，爲洋人效力，從事刺探情報等破壞通敵活動的中國人，其所損者乃中國之利益，比較接近今日的說法。在1900年(光緒26年)中國向八國宣戰的詔書中，已經有“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作漢奸，即刻嚴誅，決無寬貸”。這裏漢奸的含義已經與今天基本一致。
張邦昌之所以被稱之爲“老牌漢奸”，是在“漢奸”一詞應用之前就幹這檔子事了。張邦昌(1081年-1127年)，字子能，祖籍南陽西鄂人，北宋末年宰相，主和派代表人物。進士出身，宋徽宗、宋欽宗朝時，歷任尚書右丞、左丞、中書侍郎、少宰、太宰兼門下侍郎等職務。金兵圍汴京時，他力主議和，與康王趙構作爲人質前往金國，請求割地賠款以議和。靖康之難後，被金國強立爲大楚皇帝，建立僞楚，歷時一月。金撤兵後，遜位還政趙構，但迫於叛國之罪名，終被賜死。
張邦昌這位僞皇帝，幹壞事還是知道留一手的。他當僞皇帝特別有意思，恐怕是想突出自己的“僞”，而不僭越正宗皇帝這一道坎：一是不穿黃袍，穿紅袍;二是不稱“朕”稱“予”;三是將御案西向放置，有別正宗皇帝的座位是南向放置;四是大臣給他磕頭，他站着接受，完事兒，自己再回拜;五是大宋皇宮的女人，一個都不碰;六是金人一走，趕緊還政給趙構。
以上六點，張邦昌這老牌漢奸是有自己的個性和特點的，比起近代的漢奸代表人物如汪精衛、陳公博、梁鴻志等要好得多，最起碼還知道自己的恥，做壞事也能留一手。漢奸，民族敗類，自古有之，我們切記漢奸罪入律，是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與漢奸作鬥爭的一種有效形式和有力武器，有力地打擊了那些出賣中華民族利益，死心塌地地爲日本侵略者服務的漢奸，遏制和威懾了企圖叛國投敵者。漢奸在不同時代，其內涵外延是不同的，我們更應該記住我們也是盛產漢奸的人羣，在新的時期，會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漢奸，要高度警惕和堅決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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