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宋朝最優秀的皇帝是誰，你可能會想到開國之君宋太祖或者維持新政、堅持改革的宋神宗。然而在宋朝百姓眼裏，宋仁宗纔是最好的皇帝，他們將那個當了42年皇帝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的仁宗稱爲“一代聖君”，這其中的原委何在?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先看一個故事，故事發生在蘇氏兄弟和宋仁宗之間。殿試的時候，大文豪蘇軾寫了《御試製科策》把當時的朝政大罵一通。他的弟弟蘇轍更是無所忌憚，直言仁宗怠於政事。說仁宗雖然有憂懼之言，但是沒有憂懼之誠，“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還指責仁宗沉溺聲色之樂：“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總而言之，堂堂皇帝竟被他倆說得一無是處。
仁宗先是看到了蘇轍的這篇文章，當時有大臣說應該黜落此人，但是仁宗皇帝說：“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然後他又讀到蘇軾的文章，高興地說：“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
宋代的讀書人最喜歡發議論，講道理。若是議論一些日常小事，當然沒什麼問題。但是要是論朝政大事，那就很有可能觸犯天威，禍福難測。而仁宗皇帝就像他的諡號一樣，是一個特別仁厚的人。王安石主張變法，對仁宗朝政很不滿。但他說到仁宗，依然是讚不絕口，說他這麼多年沒有妄殺一人。
宋朝的士大夫生活在一個自由開明的政治環境中，所以能夠自由地發表言論，議論國是。而且皇帝還鼓勵他們議論國是，因爲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理念就是道理最大。蘇軾在《上神宗皇帝書》說：“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不罪一言，這是很難做到的。
士大夫的言論自由是有制度保障的，宋太祖奪得天下後不久，建隆3年就立下戒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除南宋初年的陳東和歐陽澈因上書被殺外，宋代諸帝基本上遵守了這一遺訓。
宋朝人覺得仁宗不以一己之私而以天下爲念，最重要的是仁宗不是喜歡專斷獨裁的皇帝。他總是把事情讓宰相們議論，不置可否。對大臣們很信任，這讓士子們感覺到了自身的價值所在。
其實，宋朝的士人覺得皇帝最好就是一個牌位，大家供奉着他就行了。程頤就說天下治亂系宰相，皇帝只需聽大臣們在經筵上講講課，培養一下自己的品德。讀書人最大的夢想就是當上帝王師，格君心之非，教導皇帝怎麼當一個明君。仁宗皇帝很符合宋代讀書人的心理，他很好學，很寬厚。不獨斷，不嗜殺。完全按照祖宗的既定方針辦事，所以宋朝人覺得他是難得的好皇帝。
宋代這種良好的政治生態是建立在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架構之上的，文彥博與王安石辯論脫口而出：“皇帝應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是當時士人視若當然的思想觀念。
這樣皇權就得到了有效地制約，比如神宗年間的這個故事就很有代表性。當時，宋軍在陝西與西夏人作戰失利。神宗十分惱火，遷怒於一位負責糧草運輸的官員，下令將其處死。 第2天，宰相蔡確有事向神宗稟報，神宗就問他：“昨天朕御批處斬此人，是否執行?”蔡確說：“還沒有，我正想上奏這件事。”神宗說：“難道還有什麼疑問嗎?”蔡確說：“開國以來，沒有殺過文人，臣等不希望陛下開這個先例。”神宗考慮了半天，說：“那麼就在他臉上刺字，發配到偏僻、遙遠且貧窮的地方去。”門下侍郎章惇說：“這樣的話，還不如殺了他呢。”神宗問：“爲什麼?”章惇說：“士可殺而不可辱。”
一句話激怒了宋神宗，他聲色俱厲地說：“朕就連一件痛快事也做不成!”章惇卻回嘴說：“像這樣的痛快事，做不成也好。” 最後神宗皇帝也沒轍，只得遵從羣臣的意見。
我們前面提到一個人叫“林慄”，歷史上他因爲與朱熹的矛盾而遭受非議。但是他本人爲人強介有才，只是性子比較急。宋孝宗登基後，考慮到高宗朝秦檜這樣的權臣專權，於是他想躬攬權綱。一人獨斷，不以責任臣下。林慄就進言說：“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
宋孝宗聽到這些話，覺得林慄說得很對，這也是宋代士大夫普遍認同的一種觀念。
由此可見，宋代的政治稱得上是士大夫政治，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發揮着主體作用。這樣的政治顯得開明且有序，並顯示出自由的空間，可以說宋代也是士大夫最爲自由的一個時代。
宋朝的時候，學生運動很激烈，歷史學家黃硯璠說我國大學生的救國運動“始於漢，盛於宋”。宋朝的學運對政局的發展很有影響，結對請願，罷課要求。規勸君主，攻擊宰相。宋代太學不獨爲學術最高學府，也爲社會輿論之喉舌。大學生們發表意見，組織運動的權利得到保障，朝廷不會派大軍鎮壓。陳東和歐陽澈被殺是例外，他們死了之後皇帝還要表示悔過。比起漢朝的黨錮之禍，以及北洋軍閥時代槍殺愛國青年，他們還是很幸運的。
還有一個宋代農民的故事很值得回味。
也是在宋仁宗的時候，有名的紅杏尚書宋祁同志記載了這麼一件事。一天他來到開封郊外觀賞，見到一位老農，便上前作揖並問道：
“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雖然，有秋之時，少則百囷，大則萬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意思是說您這麼辛苦，不過到了秋天就豐收了。糧食成堆，你說這是老天的賞賜呢?還是皇帝的恩惠呢?
老農聽了大笑，說了一段令人拍案叫絕的話： 何言之鄙也!子未知農事矣!夫春膏之烝，夏陽之暴，我且踦跂竭作，楊芟捽中，以趨天澤;秋氣含收，冬物蓋藏，我又州處不遷，亟屋除田，以復地力。今日之獲，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且我俯有拾，仰有取，合鋤以時，衰徵以期，阜乎財求，明乎實利，吏不能奪吾時，官不能暴吾餘，今日樂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閱天下事多矣，未始見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強勉以希帝力也!
說完之後，竟揚長而去，讓宋祁同志一個人在那目瞪口呆。
這位農民大爺的話有點複雜，當然肯定是經過了宋祁同志的潤色，不過他講的道理宋祁肯定沒有記錯。他首先就把宋尚書給臭罵一頓，說你這話也太沒水平了，你對三農問題真是一點都不瞭解。我頂着烈日，冒着酷暑。風霜雨露。春耕夏作，秋收冬藏。最後豐收了，完全靠我自己，關老天屁事;那些官吏我也不在乎，我自己艱苦奮鬥，豐衣足食，關皇帝老兒鳥事。而且我這一大把年紀的人了，見的事多了，沒見過不昏作而渴求天幸的，也沒見過不努力而希求皇恩的。
宋尚書估計是想了解一下民情，關心一下民間疾苦，並宣揚一下皇恩浩蕩。結果被這老農給訓斥了一頓，給了他心靈上的震撼。於是就記了下來，讓我們也有幸領略大宋農民自尊自信自強的風采!
士者，天下之精神 陳寅恪先生說：“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爲我民族遺留之瑰寶。”所謂天水一朝，就是指趙宋王朝。因爲天水乃趙氏郡望，故而以天水代替趙姓。宋朝已經成爲歷史，那些人物與風物俱已化作煙雲，但是卻留下厚重的歷史遺產。在這厚重的歷史遺產中，最值得我們珍視的是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那是永不磨滅的大宋之魂。
什麼是“士”?南宋學者王萬有句話說得好：“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故可殺可貧不可辱者，謂之士。”對於士人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一種“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貧賤不能移”的精神，是一種“爲天地立心、爲生民請命、爲往聖繼絕學和爲萬世開太平”的精神。
士當以天下爲己任，這是宋代士大夫的精神宣言。其最典型的代表是范仲淹，他在《岳陽樓記》中提出文人士大夫必須“進亦憂，退亦憂”，而且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進退皆憂”和“先憂後樂”的精神，是范仲淹思想、品格與修養的結晶，集中體現了他的人生觀與社會觀。作爲當之無愧的大宋第一人，范仲淹的身上體現着大宋之魂，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第一楷模。
爲什麼宋代士大夫能夠有此擔當精神?主要在於科舉制度所引發的社會結構大變革，宋代的科舉制度就是要讓那些出身寒微的人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官。他們在儒家經典中所接受的信條就是要治國平天下，而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架構可以發揮他們的作用，可以有所作爲。
在宋朝，皇帝也樂於讓士大夫發揮自己的才幹，而討厭那些輕浮放浪的人，柳永和宋仁宗的故事很能說明這一點。柳永在詞中說“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仁宗看了勃然大怒，他說“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對於一個有追求的士大夫來講，功名是
很重要的。人往往會因爲顧及名聲而有榮譽感和恥辱感。倘若無所顧忌，那必定是輕薄之人，又能指望他做什麼呢? 從皇帝的角度來說，選拔那些出身寒微且追求功名的人才，這樣可以保證政權的穩固。那些出身寒微的人會對朝廷感恩戴德，誓死效忠，不會像五代時候那樣朝秦暮楚和不忠不義。 宋初的宰相範質五朝爲官，太祖對他的評價是“欠世宗一死，爲可惜爾。”陶榖在太祖黃袍加身之後提前爲他寫好了登基詔書，這本是大功一件，可是後來一直爲太祖瞧不起。長樂老馮道最爲宋朝人鄙視，他成了五代不忠不孝的典型代表。
宋代士大夫精神跟這些人是完全相反的，忠孝節義對他們來說堪比生命。程頤不是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嗎?這句話一直被認爲是程頤迫害婦女，確實這句話到後來被人利用對婦女迫害甚大。但是就其本意來說，程頤只是強調節義很重要，尤其是民族的大節大義。
“忠”這個字在宋代人眼中是很重要的，人們往往說這是愚忠。其實現代人比宋朝人聰明不到哪裏去;反言之，宋朝人並不比現在的人愚，他們的“忠”有着更豐富的含義。在他們看來，正直便是“忠”的首要條件。忠並不是要無條件地服從君主的意志，宋人常說“以犯顏納說爲忠”和“以公正爲忠”，主張“從道不從君”。民族大義也是忠，宋末名將抗元英雄李庭芝在太后皇帝都已經投降的情況下，拒絕了朝廷要他投降的要求。最後爲國盡忠，朱熹說“盡己之謂忠”。“忠”要求人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任，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宋朝人的忠義之心在兩次政權覆亡之際，表現得極爲突出。金人滅了北宋，元人滅了南宋。在此之際，一大批可歌可泣且青史留名的有民族氣節的英雄人物前赴後繼，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宋史·忠義傳》列靖康前後死節者約20餘人，還不包括大量未進入正史的英雄義士。南宋面對強大的蒙古鐵騎，40年頑強支撐，靠的就是忠義之士的拼死搏殺。南宋末年抗元死節英雄竟有500多人，還不包括大量湮沒無聞的無名英雄。
《宋史·忠義傳》中說：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範質、王溥猶有餘憾，況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向。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
人們往往說唐人大氣，其實唐朝那些貴族因爲自己優越的生活條件而顯得狂放不羈，所以顯得大氣;而宋人，他們是深沉而優雅的，他們的大氣體現在對待生命態度的自信。
他們是爲道義而活的，朝聞道，夕死可矣。而他們更進一步地認爲自己就是道的承擔者，所以他們無畏無懼。個人的榮辱得失算不了什麼，那只是“蝸角虛名和蠅頭微利”，他們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正君心行王道。貶謫的蘇軾說自己“道理貫肝膽，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宋亡之後的遺民也都是爲了自己的信念而爲之耗盡終生也無怨無悔。
也因爲這份自信，所以他們的學術思想中充滿了懷疑精神和寬容態度。朱熹說：“讀書須是仔細，逐句逐字要見着落。若用工粗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處，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他主張帶着懷疑去讀書，其實這是宋代學者讀書的一個基本態度。他們根本不滿足於前人的解釋，字字句句都憑着自己的主張去理解。所以他們能夠在學術上創新，建立起影響深遠的新儒學。宋代的學者之間充滿着君子風度，儘管學派林立，觀點不一。並且彼此爭論激烈，但是都能夠容忍對方的意見，互相切磋。
擔當、忠義、自信……這些都是宋代士大夫精神的體現，這種氣度在任何時代都是一種優秀的品格，因而是民族之瑰寶，永不磨滅。
格物致知的科學精神
2010年6月的時候，中國南方大範圍洪水來襲。老百姓的生命財產面臨着威脅，日常生活深受其困擾，然而報紙上卻有這樣的報道： 當洪峯到達江西省第二大城市贛州時，遭遇的是這樣一幕情景：兒童在城門口水灘裏嬉戲釣魚，買賣人在滔滔洪水邊安然地做着生意。看起來，他們絲毫沒有把“洪澇”當做“災害”。
原來，這是一座不會被淹沒的城市。之所以不會被淹沒，還得歸功於一位宋朝官員。
在宋朝之前，贛州城也常年遭受水患。北宋熙寧年間(公元1068年—1077年)，一個叫“劉彝”的官員在此任知州，規劃並修建了贛州城區的街道。同時根據街道佈局和地形特點，採取分區排水的原則，建成了兩個排水乾道系統。因爲兩條溝的走向形似篆體的“福”和“壽”二字，故名“福壽溝”。福壽溝是一項工程奇蹟，因爲它保證了1000年贛州城不受水患。
劉彝這個官員在歷史上並不是太有名，他只是宋代諸多能幹的官員中的一例。僅從這一例，我們就可以感受到宋代官員的科技素質。 這並不是一羣只會填詞繪畫，附庸風雅的文弱書生，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是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們不是專家，卻能做出比專家更專業的工程來。
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的確，宋代是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黃金時代，涌現出很多著名的科學家和科技成果。
北宋科學家沈括被譽爲是“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他的《夢溪筆談》被稱爲“中國科學史的里程碑”。沈括是一個科學的通才，一身兼通物理學、數學和天文學。他通過精確測量子午圈，首次發現了地磁偏角;通過觀測天體的運行軌跡，校正了傳統理論的誤差。
和沈括同時代的蘇頌也是一位奇才，他官至宰相;同時也是一位天文學家和藥物學家。由他領銜設計的水運儀象臺是世界上第1座天文鐘，開世界鐘錶史之先河。
沈括和蘇頌是北宋科學家的代表，南宋的著名科學家有秦九韶和宋慈等。
秦九韶是天才的數學家，宋淳祐7年(1247年)他的名作《數學九章》問世。他將“增乘開方法”加以推廣，論述了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並且列舉了20多個取材於實踐的高次方程的解法。要知道，直到16世紀意大利人菲爾洛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另外，秦九韶還對一次同餘式理論進行過研究。他還推廣了孫子定理，他的“大衍求一術”將孫子定理的方法從較小的數和較少的同餘式個數推廣到一般解法。秦九韶的大衍求一術整數論中一次同餘式的解法，比歐洲的尤拉和高斯的有關研究要早500年。
宋慈是著名的法醫學家。他的《洗冤集錄》也是刊於宋淳祐7年;同時也是世界上現存第1部系統的法醫學專著，它比國外最早由意大利人菲德里寫的法醫著作要早350多年。《洗冤集錄》的內容非常豐富，記述了人體解剖、檢驗屍體、勘察現場、鑑定死傷原因、自殺或謀殺的各種現象、各種毒物和急救，以及解毒方法等十分廣泛的內容。其中區別溺死、自縊與假自縊、自刑與殺傷，以及火死與假火死的方法，至今還在應用，並且記載的洗屍法、人工呼吸法、迎日隔傘驗傷，以及銀針驗毒和明礬蛋白解砒霜中毒等都很合乎科學道理。所以至今是法醫學的參考著作，還被譯爲多國文字。
這些科學技術成果大部分已經湮沒在歷史之中，我們除了驚歎這些成就之外，最值得思考的就是宋代的科學精神。中國近代科技的落後很多人都歸結於程朱理學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這是有道理的，因爲體制的約束會導致人們思維的侷限。但是倘若歸罪於宋代的思想家們，則實在是太冤枉了他們。近代問題有近代的背景，無須苛責古人。
其實，宋代理學家對科學有着很多貢獻。胡適先生就說過：“朱熹本人就是一位科學家。”科技史家胡道靜先生曾經說過，在《夢溪筆談》成書之後的整個北宋到南宋時期，朱熹是“最最重視沈括著作的科學價值的唯一學者，他是宋代學者中最熟悉《筆談》內容，並且能對其科學觀點有所闡發的一人”。
朱熹以《大學》爲儒家經典，對其中的“格物致知”的思想多有闡發。近代人們曾經把科學理解爲“格致之學”，反映出理學思想與科學思想的互通之處。研究宋代科技史的學者甚至指出“科學與理學相輔相成，齊頭並進”，科學與理學並不矛盾，最重要的是一種追求真理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