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5日5時20分左右，北京一個普通的盛夏清晨，微風習習，樹枝輕搖。一位個子不高、白髮稀疏的老人，手裏拿着一柄長劍，從新街口外大街的一幢樓裏走了出來。他要去馬路對面的北京師範大學晨練。橫穿馬路時，一輛22路公共汽車飛快駛來，老人還沒來得及反應，就被車撞倒了，送到醫院後心髒已經停止了跳動。、
老人的身份很快得到了確認，司機做夢也沒想到，這位老人就是最後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劉仁靜。
劉仁靜生於1902，祖上是開雜貨店的，父親考中秀才後在家裏開私塾謀生，母親是位溫順的家庭主婦。劉仁靜在家裏是長子，父親就把自己沒有完成的科舉志願寄託給了兒子。劉仁靜3歲開始識字，10歲那年就充當了“槍手”替別人考試。
小學畢業後，劉仁靜考入了英國教會辦的一所遠近聞名的語言學校，因爲家庭無力支付昂貴的學費，兩年後轉入武昌中華大學附中就讀三年級，武昌中華大學在當時是比較開放的學校，學生在完成規定的課程之外，允許學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間和接觸社會的機會。該校涌現了一批後來十分有名的政治家，如：惲代英、林育南。劉仁靜利用自由時間，閱讀了一些當時比較進步的刊物，如《新青年》、《甲寅》、《學生雜誌》、《科學》等。劉仁靜自覺不自覺地受到新思想的影響，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最忠實的讀者。
16歲那年，劉仁靜考入北大物理系。本想當個中學物理老師，但因受新思潮影響，轉入了哲學系，因爲博覽馬列羣書，深得陳獨秀、李大釗器重。但是貧寒的家庭無力支付高額的學費，爲了能繼續學業，當時北大的教授胡適、李大釗都給他寫過拖欠學費的保單。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內還保存着李大釗親筆寫的一張字條：“劉仁靜同學學費先由我墊。李大釗。”
就在劉仁靜進入北大的第二年，“五四”運動爆發。在北大的一次學生集會中，學生領袖羅家綸正在發表後來被稱爲“五四宣言”的演講，劉仁靜懷揣着一把尖刀悄悄地擠進會場。只見他拔刀猛地刺向腹部，被身邊同學急忙奪下，“當時父親試圖效仿譚嗣同以熱血喚起民衆覺醒。”兒子劉威立這樣解釋父親的舉動。
劉仁靜旋即成爲學校的風雲人物。他不知疲倦地到處奔走，發表演講，涌進了“五四”運動的最顯眼的舞臺。當他們來到趙家樓衚衕時，曹汝霖家大門緊閉，憤怒的學生砸碎曹家的玻璃，劉仁靜則藉助同學的肩背爬進曹宅。門打開後，學生衝進曹宅，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在此後的歷次行動中，劉仁靜都衝在前面。
1919年6月3日，劉仁靜在街頭演講時，被警方逮捕。17歲的他面對鐵窗生活毫不畏懼，李大釗誇他：“小小年紀肯奮鬥。”對於這段歷史，兒子劉威立曾評價說：由於一時找不到其他鬥爭方式，而依舊選擇坐牢抗議來表示“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愛國熱誠。
“北大一傑”舌戰理論家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劉仁靜出席了“一大”會議。之所以推送劉仁靜參加，是因爲當時他已經在革命陣營中小有名氣。據有關資料介紹：“一大”前，張國燾、鄧中夏、劉仁靜就被稱爲“北大三傑”，是黨最早的傑出人物。
在“一大”會場，只有19歲的劉仁靜初生牛犢不怕虎，與李漢俊發生了爭辯。李漢俊比劉仁靜大12歲，是當時全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會場上二人脣槍舌劍，互不相讓，而且整段整段地引用馬克思主義原著，讓與會人員瞠目結舌。或許這樣的情節仍顯乏味，但劉仁靜隨後的舉動卻讓人忍俊不禁又頗多回味。
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後，代表們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中央機構領導人，劉仁靜投了李漢俊一票，李漢俊也僅僅取得這一票。當唱票的董必武驚詫地問：“誰投了李漢俊一票?”劉仁靜爽快地答：“是我!”事後有人評價劉仁靜：“個性執拗，對信服的理論知識或文化藝術，始終不渝;秉性耿直，從來不耍手腕，而這種性格也惹來不少是非”。
1922年11月，劉仁靜隨陳獨秀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會議。會議安排了大會發言，規定發言必須用俄、德、英、法4種語言。由於陳獨秀不能運用這幾個文種發言，由劉仁靜代爲發言。一位剛剛20歲的中國青年，面對從馬克思到列寧一脈相承的各國共產精英侃侃講演，劉仁靜風光到了極至。會上，托洛茨基單獨接見了他。這使他受寵若驚，也爲他日後對託氏理論產生信仰埋下了伏筆。
劉仁靜廣泛接觸各界青年，先後在《中國青年》、《嚮導》上發表近百篇激勵青年積極向上的文章，一時間名聲大振。可是沒過幾天，他便與團中央不少同志產生意見分歧，劉仁靜以參加北京大學畢業考試爲由，負氣離開團中央。返回北京後，他四處活動，想在北京尋找自己革命的位置，結果耽誤了畢業考試，又沒能趕上補考，他一生都沒有拿到北大畢業證書。
書生意氣：愛吾師，更愛“真理”
1926年9月，劉仁靜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蘇聯莫斯科國際黨校列寧學院學習。這時列寧已經去世，蘇聯黨內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尖銳鬥爭，1927年11月4日，蘇共中央開除了托洛茨基的黨籍，又將其驅逐出境。劉仁靜得知這一消息後感到震驚和遺憾，對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劉仁靜在列寧學院學習結束沒有直接回國，也沒有向黨中央作出任何請求，自作主張尋訪托洛茨基。他繞道歐洲，在土耳其的一個小島上會到了托洛茨基。
劉仁靜在那個小島上度過了大約一個月。在那些日子裏，每天上午是他們會談時間，下午大多兩人一起到島上散步或划船。從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實的門徒。
1929年8月16日，劉仁靜回到了上海。黨中央隨即在《紅旗日報》上刊出《給劉仁靜的一封公開信》，限他三天內在報紙上公開交代訪問托洛茨基一事。劉仁靜不迴應，於是被開除黨籍。而習慣了堅持自我的劉仁靜鋒芒不收、傲氣不改，依舊我行我素。他積極組織“託派”活動，自稱“托洛茨基代表”、“正統託派”、“托洛茨基的欽差大臣”，也引起了“託派”組織成員的反感。他還與陳獨秀抗衡，曾在爭論中對陳獨秀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1935年被中國“託派”開除。
“回頭浪子”的認錯與期待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近一年的反覆思想鬥爭，劉仁靜最後決定赴京向黨認錯。
劉仁靜到北京後，想找一些熟人聯繫都碰了壁。他用了劉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師。文革期間，他在團河農場被關押了5年多，直到1979年初，才通知人民出版社把他接了出來，這時他已77歲。
198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七一”前夕，新華社採訪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劉仁靜，特發專稿《訪問劉仁靜》。文章說：“……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他才如夢初醒，拋棄反動立場，站到人民方面來。從1951年到現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翻譯工作，翻譯了十幾部重要的文獻資料和著作。”1985年劉仁靜被聘爲國務院參事。
專訪見報之後，許多黨史和史學研究者慕名而來，訪問的人絡繹不絕。
1987年劉仁靜被撞身亡後，《人民日報》發表消息：“國務院參事劉亦宇(原名劉仁靜)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在停止思想的那一刻，走進了“同志”的會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