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中華文明有很多重要的成就都以“四大”“五大”等命名，如四大美人、四大古典小說、四書五經，四大發明的概念卻來源於西方學者，並在之後被中國人接受。意大利數學家傑羅姆·卡丹早在1550年就第一個指出，中國對世界所具有影響的“三大發明”：是司南(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並認爲它們是“整個古代沒有能與之相匹敵的發明。”
1620年，英國哲學家培根也曾在《新工具》一書中提到：“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而後，在1861～186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將這些發明的意義推到了一個高峯，馬克思在《機械、自然力和科學的運用》中寫道：“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
恩格斯則在《德國農民戰爭》中明確指出：“一系列的發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義，其中具有光輝的歷史意義的就是火藥。現在已經毫無疑義地證實了，火藥是從中國經過印度傳給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藥武器一道經過西班牙傳入歐洲。”英國漢學家麥都思指出：“中國人的發明天才，很早就表現在多方面。中國人的三大發明(航海羅盤(司南)，印刷術，火藥)，對歐洲文明的發展，提供異乎尋常的推動力。”
四大發明
來華傳教士、漢學家艾約瑟最先在上述三大發明中加入造紙術，他在比較日本和中國時指出“我們必須永遠記住，他們(指日本)沒有如同印刷術、造紙、指南針和火藥那種卓越的發明。這個發明清單被後來的著名英國生化學家、歷史學家和漢學家李約瑟發揚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