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文學手法的角度而言，“三國演義”裏曹操殺呂伯奢這一情節，可謂精彩一筆，畫龍點睛的一筆，曹操的自私、殘忍、無情和猜疑，全在這一點上飽滿有力地凸顯了出來。讀者可能忘記了曹操許多政治軍事上的精彩舉措，卻永遠記住了這一幕：曹操一面拿着流淌着呂伯奢鮮血的寶劍，一面自負地說“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然而，老曹真的天生就這麼嗜血無情嗎？文學的歸文學，歷史的歸歷史，其實，從一些史料的細枝末節中，我們可以看出曹阿瞞這孩子的心理掙扎歷程。歷史的真實，不只是材料的真實，也包括心理的真實。
其實，史上的曹操，不是那麼神經大條，在王允面前扛下刺殺董卓的任務。曹家的孩子，是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憑他的腦子，是不會去幹刺客的勾當的。況且伍孚刺殺董卓慘敗的事例，他又不是不知道，老曹是個動腦子先於動刀子的人，他不會去幹刺客的勾當。歷史上他也沒刺殺過董卓。
然而，曹操逃跑的事情是千真萬確的。爲啥逃跑呢？原來是辭職了，但在強大的肥董手下辭職是件很危險的事。大學者蔡邕一度拒絕董卓的徵聘，結果董卓殺氣騰騰地說：你不來，我殺你三族。當然，董卓人品比明成祖過關，人家明成祖誅人十族。
董卓還是蠻器重曹操的，他要拉攏曹，封他爲驍騎校尉。曹操有遠見，知道憑老董這付德行，在長安混不了多久，於是就跑，隱姓埋名地跑,“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
接下來，捉放曹的戲來了。這是真的，但主角不是陳宮。我們不能責備“三國演義”虛構陳宮捉放曹，還是那句話，文學的歸文學，歷史的歸歷史，將陳宮放到捉放曹的位置上，倒可以爲以後陳宮被殺前，曹操與之談交情做好了鋪墊，從文學創造而言，這是合理的。
捉曹操的是中牟的一個亭長，也就是一基層鄉鎮幹部，連鎮長都算不上，然後扭送到縣政府，公安局。縣裏的功曹是個有心人，他認爲眼前的這個人是豪傑，抓了可惜，於是向縣令打報告，請求釋放，於是曹操得以逃脫。也沒有縣令跟着曹操一起跑的事。
小說裏的捉放曹，顯示的是陳宮的正義感和義氣，而史料裏，顯示了一個政治事實：董卓對東部地區的控制力在減弱，一到河南，董卓的命令就不管用了。而且縣官、功曹放跑了曹操，也不用擔責任，不用一塊跑。
接下來，在成皋，也就是呂伯奢家，發生一起刑事案件，其始末如何，看其當時和稍後的記錄。在“魏書”裏是這麼記載的，曹操不是一個人跑的，還帶了幾個親信，“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呂伯奢不在家，也不是上市場買菜買酒去了，反正出外了。呂家幾個公子在家，還有賓客，曹操投奔其家，結果呂家的人先動手，也不是政治覺悟高，要抓曹操報官，而是貪曹操的財，一家人和幫兇一擁而上，不料老曹是個能打的，把呂家人殺了幾口，“太祖手刃擊殺數人”，然後跑了。
從這個記載來看，老曹完全是正當防衛，而且也沒有說是誘殺呂伯奢，也就是說不存在防衛過當的問題。
但是，這一起刑事案件到了“世說新語”裏，就改了，改成是曹操是疑心呂伯奢家裏人要圖謀他，於是不顧呂家子弟熱情招待他的事實，連夜殺了呂家八口人出逃，這個記載裏的曹操，很血腥。曹操的動機變了，從正當防衛到因疑心而殺人。但還是有一個事實很清楚，沒有殺呂伯奢，因爲當時“伯奢出行”。
而在東晉史學家孫盛的記載裏，這起刑事案件極其生動，從過程到人物心理，都有記錄。首先是曹操聽到呂家有“食器聲”，是食品器具的聲音，於是疑心呂家要殺他，“遂夜殺之”。這發出聲音的器具，絕對不是鍋碗瓢盆，而是殺豬刀之類的吧。引起疑心的細節有了，殺人之後呢？在“三國演義”裏，曹操說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時，是沒有表情的，而且是殺了呂伯奢之後說的。而在孫盛的“雜記”裏，曹操知道殺錯人之後，還是滿愧疚的，表情是“悽愴”的，說的是“寧我負人，勿人負我”。
一個“悽愴”，道出了曹操驚弓之鳥後的內疚，痛恨和惶恐，爲自己的錯誤行爲悔恨，同時不得已爲自己開脫，不像“三國眼裏”裏，完全是宣揚自己的人生哲學。前者良心未泯，後者泯卻良知。孫盛沒有見過現場，但他對曹操心理的把握，還是有道理的。其實孫盛筆下的曹操，比演義裏的曹操，心理層次更豐富，更細膩。
孫盛的記錄，還是肯定一個現實：曹操沒有殺呂伯奢。
從刑事案件的角度而言，曹操殺呂伯奢是冤案，但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而言，卻是妙筆，把曹操的狠，全盤托出。
至於這起案件，到底是曹操正當防衛，還是曹操疑心殺人呢？很難說清了，可能曹操爲了掩蓋自己的罪行，故意污衊呂伯奢家的人搶劫也有可能，隨着曹操政權的滅亡，後面的人才敢記錄真相，也不是沒有可能。
在文學上，曹操濫殺已是鐵案，而在史實上，則是個疑案。當然不要緊，文學的歸文學，史學的歸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