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教父禹作敏爲什麼要求去掉“土”字?禹作敏在推動農村城市化進程中，先後興辦起電器、自行車、手錶三大工業，並建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塘沽農場開始步入天津市十四個國營農場之列。塘沽農場更名爲塘沽新村，意味着農民不再是種田吃飯的農村居民，而是搖身一變成爲城鎮居民，這是塘沽農場農轉非的試點改革。禹作敏對此番改革相當自豪，他跟上級領導彙報時說：“如果農村都改成城鎮戶口，農村土地都改成城鎮土地，全國十三億人口，城鎮戶口占六億，農村戶口占七億，怎麼樣?土地改革啦。”城鎮戶口吸引着無數農民投奔而來，短短几年時間，塘沽農場從最初的兩千多人猛增到五萬人。投奔而來的農民在爲城鎮建設貢獻力量的同時，也爲農場發展帶來了隱患。禹作敏經營的塘沽農場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問題：地瓜(地老虎)很多，穀子不敢要，棉花結桃結得很多，一摘下來就掉了，沒有產量。大面積的土地撂荒使禹作敏開始思考，他要求去掉“土”字，把塘沽農場改爲天津市農業科學研究所。那時的禹作敏有農科所、種子公司、植保站，還有氣象局等等，“咱們真叫農業現代化，用現在的話說叫新農村”。在禹作敏眼裏，農村要發展，就要打破自然村落，把耕地徵用，集中蓋樓房。1992年，國家開始實行宏觀調控政策，對開發區、房地產進行控制，銀根緊縮，農場基建處於停滯狀態。禹作敏認爲這不是壞事，“停就停吧，停兩年不要緊，農場那麼大一塊地，那麼好的房子，賠點錢也值”。他一面搞集資建房，分配給職工;一面將280畝果木園、魚池以及部分土地出租。禹作敏將租金用於農場其他產業的投資經營，這一舉措得到了多數職工的認可。就在禹作敏大規模改造農村的時候，天津其他農場也開始改革，他們沒有像禹作敏一樣大拆大改，而是儘可能地保留農村特色。天津市下屬的所有農場都經營着大片的果園或林地，每個農場都有一些特殊作物。相比之下，禹作敏蓋起了一樣的房子、種一樣的樹、栽一樣的草，千篇一律，失去了農場的特色。禹作敏靠包產到戶發展起來的農業也面臨困境。種子公司引進新品種試驗成功後，推廣給各個農場種植，各個農場提供場地和人工費，賺來的錢大家分。禹作敏以此爲資本，發展起育種、種植、加工一條龍的農業體系。但這條龍中，唯獨缺少流通環節。種子公司雖然把種子賣給各個農場，但每個農場都有自己的銷售渠道，禹作敏無法控制。最終，禹作敏只能從種子公司分得微薄的利潤。1996年10月8日，《焦點訪談》以《是誰在破壞糧食》爲題報道了河北省豐潤縣種子販子非法回收糧食的情況。報道中提到了禹作敏的種子公司。在那個時期，“種子公司+農戶”是農村普遍的耕作方式：種子公司培養優良種子，提供給各個農村的農戶種植;而農戶育種後，將種子再賣給種子公司。《焦點訪談》報道後，其他省份的種子公司紛紛倒閉，只有天津的種子公司安然無恙。這得益於禹作敏的改革。他早就把種子公司的育種基地搬到城市裏去了。“死的都是那些在農村搞育種的”，禹作敏說，“有的是個人承包的，在鄉下、縣上搞育種;還有的是國家辦的良種場。都是因爲《焦點訪談》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