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國軍裝備與日軍相比，處於絕對劣勢，是其在戰場上屢屢失利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值得指出的是：這種劣勢並不體現在武器性能上，而在於武器的標準化和數量。而標準化之混亂與數量之缺乏，又體現出中日兩國工業水平的巨大差距。抗戰期間，裝備中正式步槍和德式子彈盒的國軍德械師士兵。
國民政府初建時，僅能生產步槍、彈藥等簡單武器，且質量低劣。1928年—1938年，國府在德國幫助下，才逐步實現了軍工現代化。中國自德國所購武器，既有槍支火炮，也有通信器材。譬如，僅1935年，中國就從德國進口2釐米高射炮12門、3.7釐米高射機關炮6門、3.7釐米戰防炮60門、探照燈9架、竊聽器6架、鋼盔9.5萬頂，另有子彈、炮彈數千萬發。與此同時，國民政府也沒有忽視對武器的自主研發與生產，大舉購買先進設備，建立研發機構和兵工廠。這些兵工廠主要仿製德式武器，包括國軍制式裝備“中正式步槍”和“24年式馬克沁機關槍”，都是德國軍工署提供的圖紙和樣板。
上面說到的這兩種武器，在性能上並不次於日軍。步槍方面，日本陸軍主要裝備的6.5毫米口徑的“明治三十八年式步槍”，精度好、射程遠，但殺傷力差；而“中正式步槍”的優點就是威力大。至於重機槍，戰時日軍使用的7.7毫米口徑“九二式”，耐寒性好,不過彈夾易卡殼；“24年式馬克沁機關槍”除需用水冷卻外，可靠性優於九二式。日本自制火炮的性能也不如中國使用的德、美產品。國軍裝備的武器不差，但數量嚴重不足。抗戰前，國民政府着手整編20個師時，缺步槍1.2萬支、輕機槍108挺、重機槍612挺、迫擊炮120門。即使是裝備最好的三個師，也各自僅有一個炮兵營。日軍則火炮（山炮、野炮等）充足，一個師團的火力約是一個國軍陸軍師的4倍。二戰時期，決定戰場勝負的早已不是槍戰，而是炮戰。
國軍裝備的另一大問題是新舊雜陳，標準化混亂。如第69師，其裝備的槍支中，有60%來自漢陽兵工廠、14%來自鞏縣兵工廠、10%爲德國製造，還有16%的雜槍。由於槍械種類多，子彈供應不易。一旦一種子彈斷絕，相應的槍械便失去作用。日軍的槍械雖不佔優勢，但因實現了標準化、系列化，使後勤保障更爲容易。戰爭爆發後，隨着武器大量消耗，國軍裝備更是捉襟見肘。從“七七事變”，至1938年12月，中國陸軍損耗步槍31.1萬枝，輕機關槍1.85萬挺，迫擊炮1300門，重機關槍4000挺，山、野、重炮660門，子彈7.2億發，炮彈346萬發，手榴彈730萬顆。但是1937年—1938年，國民政府僅生產步槍12.3萬，輕機關槍3600多挺、重機關槍700挺，迫擊炮1700多門，子彈、炮彈更是缺口極大。而僅僅在1937年前三個月，日本生產的機槍就在3.75萬挺以上。
中國落後的工業水平，嚴重製約了武器生產。國內兵工廠“一切必需之重金屬木材以及硫酸、酒精諸宗，悉仰給自外來，所用機器，且多賴於外購。”東北淪陷後，中國甚至無法生產優質鋼。如漢陽兵工廠，所用的槍管鋼、炮筒鋼、子彈鋼等，皆需從德國採購，而無法就近使用漢陽鐵廠的產品。戰時德國、蘇聯與日本簽約，停止對中國的武器、物資銷售。美國開展對華援助後，因各種因素的限制，供應中國的武器也遠遠無法滿足國軍的需要。國民政府在武器供應上，陷入生產能力不足、外援數量有限的雙重困境，抗戰之艱難程度，亦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