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著名政論家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在《君主論》中指出，君主應懂得權謀，既要有獅子般勇敢，又要有狐狸般狡猾，不能被諂媚者矇蔽或左右。說着容易做起難，不然，爲何歷代皇帝都難以跳出外戚或宦官專權這一怪圈呢?
漢元帝去世之後，太子劉驁即位，是爲漢成帝。成帝時代，石顯被逐出朝廷，宦官勢力急劇弱化。但漢成帝荒淫奢侈，個人品德遠不及元帝，而優柔寡斷卻過之而無不及。有史家說：“漢治陵夷，始於元帝，而其大壞則自成帝。”究其原因，就是成帝過於倚重外戚，權柄被外戚掌控。太后王政君的八位兄弟(除王曼早逝外)無不位高權重，其中五人居然同日被封侯;王氏子弟分別爲卿、大夫、侍中、諸曹，佔據要職，遍佈朝廷。外戚得勢，專橫跋扈，驕奢淫逸，政治日益腐敗。西漢政權最終難以爲繼，以致外戚王莽取而代之。
後來，經過重新洗牌，政權又落入劉氏皇裔手中，東漢王朝得以建立。不過，東漢免不了重複西漢的故事，幾位有爲君主開創“中興”局面之後，繼任君主又開始重用外戚與宦官，到了桓、靈兩帝時期，宦官與外戚兩股勢力已將國家折騰得千瘡百孔，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從而進入戰亂頻仍的三國時代。
直觀上看，西漢的衰敗始於漢元帝，因爲他在位時宦官專權。若要深入思考，就會發現病竈其實源於漢武帝，或者說是漢武帝埋下宦官專權的禍根。漢武帝后期，爲了強化皇權專制，同時，兼顧個人享樂，特地建立中書尚書制度，任用宦官擔任中書令，朝位在丞相之上。從而降低了丞相的地位，削弱了丞相的職權，進而形成“內廷”與“外朝”，重大事項由“內廷”決策，外朝只是奉旨行事。這樣的制度安排顯然不合理，但漢武帝是頗有雄才大略的強人，可以收放自如，宦官職權再大，只能牽制丞相，而不能動搖他的權威，如同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後來漢昭帝即位，有強勢的霍光執政，也不會出問題;漢宣帝聰慧睿智，剛柔相濟，也能掌握大局。然而，漢元帝優柔寡斷，過於寬厚，重用宦官的問題就不免暴露出來。
石顯之所以“議論常持故事”，就是秉承武帝時故事或先例，爲自己擅權尋找法理依據。同理，漢武帝重用外戚不出問題，宣帝重用外戚也不出問題，而成帝重用外戚就出問題，關鍵在於漢成帝只是漢元帝式的常人，而不是武帝式的強人，宣帝式的英主。
綜觀歷史，也不能過於責怪漢武帝做出那樣的制度安排。畢竟被宦官禍害的王朝不只是西漢、東漢。
除了宋朝，漢人所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幾乎都葬送於宦官手裏。秦朝急劇滅亡，宦官趙高無疑是罪魁禍首。大唐分崩離析，病根在於宦官與藩鎮兩股勢力。明朝走向衰敗，也與宦官專權分不開。
有意思的是，太祖朱元璋明確立下“宦官不得干政”的禁令，告誡子孫必須遵循。而有明一代，宦官干政最爲猖獗，爲害最爲劇烈。
所以，從更深層次反思，宦官干政問題，並不在於宦官本身，而應從根本制度(帝制)找原因。畢竟宦官是依附皇帝而存在的，是倚仗皇帝而發揮作用的。對於古代皇帝而言，穩固自身皇位是其核心利益，爲此會有諸多顧忌。重用皇族宗室，擔憂他們覬覦皇位;重用士大夫，害怕出現權臣;而宦官是自己身邊人，他們沒有家室，似乎值得信任。殊不知，宦官這種受過宮刑的特殊羣體，人格與心理已然變態，重用他們勢必帶來更大危害。遺憾的是，這樣的故事在帝制時代不斷髮生，明知前朝因此衰亡，後世君主卻仍舊效仿，重蹈覆轍。
回頭再看漢元帝，既然在他前後都出現過宦官爲害問題，那麼就不完全是他個人原因。如若國家興亡僅維繫於某一個人，說明這個制度安排有問題。好的制度安排，即便是常人，也能進行有效治理。而古代帝制，似乎只有明君或強人才能“治”，否則就會“亂”，這充分證明帝制本身有問題，畢竟明君或強人可遇而不可求，更多的是常人。所以，要使國家處於長治久安狀態，關鍵在於根本制度的安排。只有構建科學合理的治理體系，並確保該體系有效運行，才能走出興衰交替、治亂循環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