醞釀
三一運動最早的發軔是在日本，一戰結束後，留日朝鮮學生看到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過去被奴役的國家獲得獨立時，不禁熱血沸騰，高呼：“時候到了!現在正是時候!”1919年1月6日，朝鮮留學生在朝鮮基督教青年會(YMCA)會館集會，決定依據民族自決原則向日本政府和各國駐日使節請願，並起草了獨立宣言，決定於2月8日行動。這就是《二八獨立宣言》，這個獨立宣言稱：“若日本不應吾族之正當要求，吾族將與日本血戰到底。”1919年2月8日，他們將請願書和宣言書寄送日本內閣和各國駐日使館，下午2時在東京朝鮮YMCA講堂舉行了留學生總會，發表了獨立宣言書。但很快就被趕來的日本警察強制解散，逮捕了許多學生領袖。隨後留日學生又舉行幾次集會，但都被日本人破壞了。這就是“二·八獨立運動”。二·八獨立運動是三一運動的先聲，有力推動了朝鮮國內獨立運動的開展。
朝鮮國內的獨立運動也在1918年底開始醞釀，京城府(今韓國首爾)的青年學生利用辭舊迎新的機會，聚集在教堂或郊外討論國際形勢和恢復主權、爭取獨立的道路，甚至許多學生寒假都不回家，“滯留旅館，密訪同志，託以忘年會及迎新會，而叩其意，向吐其肝膽”。隨着京城學生間的串連越來越廣泛，各校學生也趨於聯合。1919年1月6日，也就是留日學生集會起草《二八獨立宣言》的同一天，延禧專科學校學生金元璧、普成法律商專學生康基德、京城醫專學生韓偉健與普專學生朱瀷等，與基督教青年會幹事樸熙道等社會人士在中國飯店大觀園聚會，就國際局勢與推動獨立運動問題進行了首次正式討論。而此時天道教等宗教界人士也決定展開獨立運動，從1919年1月上旬開始，天道教教主孫秉熙與其助手吳世昌、權東鎮與天道教所辦的普成中學校長崔麟等人見青年學生爲爭取獨立暗潮涌動，他們也不能袖手旁觀，於是開始計劃展開獨立運動。但是天道教並不打算與學生合作，其教主孫秉熙在1月20日說：“學生少年即使搞運動，不僅不能成功，反而擾亂社會安寧。我們現在如有出衆的同志，還是向政府提意見書爲好。”在這種方針的指引下，孫秉熙命令崔麟負責聯絡社會精英，也就是所謂的“出衆的同志”，企圖讓他們出面簽署給日本殖民當局的請願書。崔麟先爭取到了中央中學校長宋鎮禹和該校教師玄相允的合作，不願參與政治的知識分子崔南善也決定投身獨立運動併爲其起草獨立宣言。但按照孫秉熙的想法，他們企圖動員朝鮮王朝時期的重臣金允植、韓圭卨、尹致昊、樸泳孝等人，甚至包括天字第一號賣國賊——李完用作爲“民族代表”參加獨立運動，但都沒能成功。
就在這時，曾在位44年的前大韓帝國皇帝李熙(朝鮮高宗)突然去世，其消息於1月22日公佈。日本官方宣佈李熙死於腦溢血，但民間普遍傳言李熙是由於企圖派代表到巴黎和會而被日本人毒死的。日本人甚至還宣佈在3月3日以日本古禮爲李熙舉行國葬。李熙之死極大刺激了朝鮮人民脆弱的心靈，反日情緒陡然升級。就這樣，高宗李熙之死成爲了加速獨立運動的催化劑，也成爲三一運動的導火索。
就在此時，留日學生宋繼白回到朝鮮京城，帶來了《二八獨立宣言》，祕密給各界人士傳閱。京城的青年學生和天道教人士看了之後都大爲振奮，決定加快行動。1919年1月25日，京城學生舉行了第二次大觀園聚會。以這次聚會爲起點，青年學生的獨立運動由醞釀階段轉入正式行動。2月12日和14日，學生們在醫專以音樂會爲掩護舉行祕密會議，決定委託朱瀷起草獨立宣言，以學生爲主體展開示威運動。而天道教方面則尋求與李升薰爲首的基督教(耶穌教)徒合作，經過多番磋商，終於在2月24日實現合作，同時他們也吸收了以韓龍云爲代表的佛教勢力，形成了三教聯合的局面。從25日到28日，由孫秉熙、崔麟聯合的33名各教派代表(天道教15人，基督教16人，佛教2人)以“民族代表”的名義下崔南善起草的《獨立宣言書》(《己未獨立宣言》)上簽名。他們決定在1919年3月1日利用各地“奉悼民”涌入京城參加高宗葬禮的機會，在京城市中心的塔洞公園舉行羣衆集會，發表《己未獨立宣言》，展開示威和請願運動。同時，由於中央基督教青年會對青年學生影響較大，加上2月26日金元璧與“民族代表”之一的樸熙道接觸，青年學生決定與宗教界33名“民族代表”聯合，同時廢棄了自己起草的獨立宣言，統一爲《己未獨立宣言》，同時又決定在參與3月1日由宗教界發起的運動的同時，在3月5日由學生單獨組織一次示威運動。
但是，學生和宗教界的聯合是間接的、倉促的。在2月28日宗教界“民族代表”於孫秉熙家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議中，樸熙道彙報了青年學生將參與運動的狀況。孫秉熙一如既往的害怕學生運動，竟以可能發生“不測事件”爲由，臨時將他們發表宣言書的場合改在了塔洞公園附近的高級飯店泰和館。他們不參加羣衆集會。
爆發
1919年3月1日上午10時，京城塔洞公園聚集了約3000名學生和四面八方趕來的羣衆，等待宗教界“民族代表”發表《己未獨立宣言》。因爲此時正值爲高宗舉行國葬的時期，京城府涌入了數十萬“奉悼民”，人流擁擠，因此日本殖民當局沒有注意集會的異常，這在“武斷統治”時期也是絕好的一次集會機會。然而等到下午2時，約定的舉行宣言發表儀式的時間已到，“民族代表”遲遲不來。學生代表康基德、韓偉健等3人得到消息後前往泰和館質問這些“民族代表”，並邀請他們前往塔洞公園，但孫秉熙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孫秉熙說道：“青年人即使以暴力引起騷擾也不會成功。我們不能和你們共事，請你們注意。”
在“民族代表”拒絕出席的情況下，青年學生便義無反顧地單獨進行獨立宣言發表儀式。2時30分，儆新學校的畢業生鄭在鎔登上塔洞公園的六角亭，莊嚴地向羣衆宣讀《己未獨立宣言》。這個由宗教界人士委託崔南善撰寫的獨立宣言書代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上層的利益，充滿了妥協主義、和平主義的色彩。《宣言書》雖然在劈頭明確宣佈：“吾等茲宣言：我朝鮮之爲獨立國，朝鮮人之爲自主民，以此告於世界萬邦，而克明人類平等之大義;以此誥於子孫萬代，而永有民族自存之政權。”並譴責“食丙子修好條規(江華條約)以來時時種種之金石盟約，日本之無信固可罪也”，“貪征服者之快，無視我久遠之社會基礎與卓犖之民族心理，日本之少義固可責也”。但是它並沒有提出明確的鬥爭口號，而侈談抽象的“人道”、“人類通性”，並表明無“怨尤他人”、“懲辦宿昔”之暇，僅聲明出於“嚴肅的良心之命令”，要求“改善匡正錯誤狀態，歸還自然又合理之正經大原”。李基白評價這個宣言書：“並沒有煽動反對日本殘酷殖民統治的復仇行動”“正如附在宣言後的‘公約三章’所保證的堅決要求自決的韓國人民不採取任何排外的手段、人人始終恪遵共同協議，爲了民族的尊嚴和榮譽而秉持光明正大”。
當鄭在鎔讀完獨立宣言書正文，開始讀“公約三章”時，臺下一個人高舉手臂，羣衆就振臂高呼道：“大韓獨立萬歲!”羣衆的情緒頓時就被調動起來，鬥爭氣勢空前高昂。讀完以後，學生和羣衆走出公園，分3隊舉行遊行示威，沿途的市民紛紛參與，最後示威人數竟達到30萬之衆。遊行學生和羣衆一隊走向外國領事館集中地街道;一隊走向德壽宮;一隊走向日本駐朝軍隊司令部。遊行隊伍揮舞着匿跡9年的國旗——太極旗，邊走邊高呼
“大韓獨立萬歲!”“日本軍隊滾出去!”等口號，並一路散發獨立宣言書等宣傳品。他們在德壽宮的高宗靈柩前行禮，山呼萬歲;在日本駐朝軍隊司令部和美國領事館前，一名高舉太極旗的青年當場用自己的鮮血書寫了“大韓獨立”4個字。此外，有些青年發表街頭演說，號召更多人蔘與獨立運動，而許多婦女端茶送水，慰問示威羣衆。這天京城電氣公司的電車售票員和司機舉行罷工，許多公司、工廠的工人也罷工支持學生和羣衆的示威運動，整個京城交通中斷，市政陷入癱瘓狀態。金允植對當日情形記錄道：“午後三時，忽有呼噪之聲，喊叫動地。使人探之，各學校生徒會於鍾路，呼大韓獨立萬歲，或聚於塔洞公園，或演說於大道上。相率至大漢門(德壽宮正門)，闖入呼嵩;一派至昌德宮外呼嵩，歷美、法領事館，出至南門驛，延亙十里，巡査、兵丁示威而已，無以禁止。將獨立宣言書數萬張，家家投傳。其一張，天道教主孫秉熙爲頭，佛教、耶穌教人亦多參入，大要以獨立爲趣旨;其一張，語極慘凜，終以報讎雪恥爲辭，此則但書國民會，不書姓名，終日叫呼，爻象危險。道傍觀者如麻，鄉中婦孺，亦皆踊躍，拍手喝彩”。
然而，就在京城逐漸被“獨立萬歲”的洪流淹沒時，以孫秉熙爲首的29名“民族代表” (吉善宙、金秉祚、劉如大和鄭春洙4名“民族代表”在外地或在趕赴京城的途中)在泰和館單獨舉行獨立宣言發表儀式。他們誦讀了《己未獨立宣言》，韓龍雲站起來，作爲獨立的祝辭講了幾句，然後三唱萬歲。儀式結束後29名民族代表就餐，其間崔麟讓泰和館老闆安淳煥給朝鮮總督府打電話通報了民族代表開會的時間、地點，以表明和平請願的“誠意”。不久後日本警察就前來將正在用餐的29名民族代表全部逮捕。他們在三一運動中的活動就這樣結束了。
在3月1日這一天，京城市民遊行示威始終是和平的，秩序井然，未發生暴力活動。但日本總督府得知消息後馬上出動軍警採取鎮壓行動，除了全部警察憲兵以外，還出動駐龍山的3個步兵中隊、1個騎兵中隊進入市區驅散示威行動，逮捕了130多名示威羣衆。黃昏時分，京城的遊行示威由市中心向郊外擴散，一直持續到深夜11時。
同日中午，朝鮮平壤市民在崇德學校操場集會，宣佈朝鮮獨立，並展開大規模遊行示威，義州、元山、南浦等地也爆發了示威活動。三一運動就這樣在京城和平壤點燃了火焰，逐漸擴大爲全民族的反日起義。
擴大
儘管日本殖民當局在3月1日京城市民的遊行示威中進行鎮壓，但京城的青年學生和羣衆並沒有被嚇倒，他們按照原計劃在3月5日展開第二次遊行示威。這次示威的規模比第一次更大，衝突也升級了。3月4日上午，學生領袖在京城培材學堂開會，部署了3月5日的示威行動，並選定康基德和金元璧爲遊行總指揮。而平壤的學生在組織了3月1日的遊行示威以後，乘火車前往京城參加3月5日的示威活動，史料記載：“來京的平壤學生指責京城學生的行動太緩慢，並揚言從各道組織敢死隊鞭策京城學生，大大地推動運動以達到最初提出的目的。”就這樣，3月5日，由京城和平壤的青年學生組織數萬羣衆涌向南大門(崇禮門)，於上午8時開始在京城市內遊行示威，高呼“獨立萬歲”的口號，要求朝鮮獨立。康基德和金元璧坐着人力車，高舉着大書“獨立萬歲”的大旗指揮了遊行隊伍。一路上學生向羣衆散發《新朝鮮新聞》《國民大會》《警吾二千萬同胞》《獨立宣言書》等傳單，進行宣傳鼓動。但是日本的鎮壓也更加嚴厲，日本殖民當局再度調動軍、警、憲力量血腥鎮壓示威活動，逮捕了康基德和金元璧等學生領袖，同日晚又抓獲了正在聚會的學生63人。根據樸殷植的記錄，在當天示威期間，一名女學生高舉太極旗，高呼獨立萬歲，一個日本兵用劍砍了她的右手，她便用左手舉旗高呼萬歲，日本兵竟又砍斷她的左手，“猶連呼不已”，充分表明了朝鮮人民追求獨立的決心和日本殖民者的殘忍。
此時，朝鮮各地的反日示威呈擴大化趨勢，並逐漸升級成爲暴力衝突和人民起義。儘管最初各地的示威都是以和平方式進行的，但日本的鎮壓激化了朝鮮人的反日情緒。3月1日，日本守備隊和警察在平安北道宣川血腥鎮壓了當地的示威活動，製造了12人死傷的慘案。朝鮮人民也逐漸開始由示威轉向暴動，3月2日，平安南道南浦1000多人襲擊了警署，同日平安南道的中和也發生暴動，奪取了前來鎮壓的日軍的機槍和手槍各一個，襲擊並佔領了警署，活捉了署長以下的警察。3月4日，平安南道江西郡暴動，千餘名起義民衆襲擊並佔領了日本憲兵駐所，將4名憲兵全部殺死。京城示威活動結束後，許多學生回到家鄉，組織當地的示威活動，運動範圍不斷擴散，到3月底4月初擴散到全朝鮮各地。而暴力衝突也不斷加劇，3月28日，京畿道爆發農民起義，數千名農民襲擊附近各郡的警署、派出所、郵電局，切斷電線、砍倒電杆，打死了前來鎮壓的日本巡查長野口，震驚了日本殖民當局。朝鮮總督府的警務局對事態這樣報告道：“(朝鮮人)或持棍棒等兇器襲擊憲兵、警察官署、郡廳、郵政局和其他官廳、學校，或破壞投石、焚燒公文、燒燬內地人(即日本人)房屋、闖入輔助巡查和輔助憲兵的家室，甚至襲擊憲兵駐在所，槍殺所員，慘害鎮撫警察官等兇猛程度無法言狀的暴行亦甚多。”
與此同時，工人階級的罷工運動也如雨後春筍般展開，成爲三一運動的一個重要特點。3月2日京城工人蔘加了鍾路示威，接着3月3日兼二浦制鐵所工人200餘人，7日京城東亞菸草工廠工人500多人蔘加了示威。9日鐵道局職工罷工，電車司機和車長也宣佈罷工。到3月中旬，上班的工人不足平時的百分之十。這時試圖組織示威的鐵道機關手車今奉被解僱，3月22日在萬里洞鐵道交叉點附近的一個飯館裏，動員前來吃早餐的雜役勞動者和附近電車車長、工廠職工、自由勞動者和一般市民七八百人舉行萬歲示威，一直走到了獨立門。27日車今奉又組織了滿鐵京城管理局朝鮮工人的示威，在京城火車站前高呼“朝鮮勞動大會”、“朝鮮獨立”，數千名工人響應罷工。有些地區工人罷工還演變爲暴動。城市的雜貨商、糧商和飯館老闆們也紛紛撤市，京城商人在3月9日還起草了“京城市商民一同公約書”，積極參與撤市鬥爭。在農村也出現了多種多樣的反日鬥爭，村與村之間不僅用標語和傳單互相聯繫，還用過去義兵鬥爭時常使用的烽火、山呼等方式互相聯繫，出現了被稱爲“萬歲漢”的示威組織者。三一運動還蔓延到中國東北、俄國遠東和美國等朝鮮人聚居區，同樣發生了要求獨立的示威運動。據統計，從1919年3月1日到4月底，朝鮮218個府、郡就有212個府、郡發生了1214次示威與衝突，參加人員達100萬，到5月底增加到2000多次，參加人數達到200萬，佔當時朝鮮人口的10%，就這樣，三一運動引發的抗日浪潮席捲了整個朝鮮半島。
失敗
日本方面在三一運動爆發前並未有很強的防範意識，1919年初獨立運動的苗頭逐漸出現以後，日本政府也只是擔心朝鮮人是否會暗殺日本派往巴黎和會的代表。在三一運動爆發後，面對是否鎮壓的問題，日本殖民當局也有過爭議。日本總督長谷川好道極力主張武力鎮壓示威民衆，而駐朝日軍司令官宇都宮太郎卻認爲朝鮮有5000年的悠久歷史，她的民族精神決不是用武力可以壓服的，因此反對出兵。但長谷川一意孤行，電請日本政府鎮壓手無寸鐵的示威民衆。得到日本政府許可後，長谷川於3月1日當天發佈戒嚴令，強制鎮壓示威活動。儘管如此，日本政府仍不重視，據當時日本首相原敬的日記記載，日本政府最開始將其視爲“不逞之徒”煽動所致，只需逮捕幾個爲首者便可，“成不了大事”。但隨着朝鮮各地的示威逐漸升級爲暴動，日本政府開始同意長谷川好道指示駐朝司令官對示威羣衆開槍射擊，加大鎮壓力度。於是一場屠殺開始了，這也使朝鮮各地的暴力衝突不斷升級。
1919年4月初，由於擔心駐朝的兩個師難以控制事態，日本從國內調來6個步兵大隊及憲兵、輔助憲兵4000多人前往朝鮮鎮壓人民起義。日本軍在朝鮮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中以4月15日發生的“堤巖裏事件”最爲有名。日本將當地20多名村民趕到一個教堂內，進行集體槍決並放火焚燒教堂，一共殺死了男女老幼29人。日本殖民當局企圖隱瞞這一事件，但被外國傳教士披露而震驚了國際輿論，使日本遭到了全世界廣泛的譴責。事實上，日軍的暴行遠不止堤巖裏事件這一個，還有比其更大規模的屠殺，例如，3月10日，日軍第77聯隊的井上中尉在平安南道孟山向示威民衆射擊，導致54人死亡，13人受傷;日軍曾在大邱一次性屠殺了112名示威民衆，連總督府政務總監山縣三伊郎在視察大邱後也承認“憲兵採取了過分的鎮壓方法”。日本甚至在京城設立十字架，將愛國者綁在上面，往四肢釘上鐵釘，活活折磨致死。在日本的血腥鎮壓下，到1919年6月，朝鮮各地的示威和暴動基本平息。從3月1日到5月31日，共有7509名朝鮮人被殺死，15961人受傷，逮捕46948人，其中8511人被判刑，其中農民(包括一部分地主)4969人，工人328人，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1776人，商工業者1174人，無職業者264人。 [17] 其中最有名的殉難者是在獄中被折磨致死的女學生柳寬順，她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成爲了三一運動的象徵性人物因而在當代韓國家喻戶曉。三一運動以失敗告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