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爲了糾正博古“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的。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問題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這次會議開始確立實際以毛澤東爲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回憶背景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中，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得到更加變本加厲的推行。在這種錯誤領導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迫使紅軍放棄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長征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成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並且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使部隊的行軍速度非常緩慢，致使敵人有充分的時間調集兵力，對紅軍實行圍追堵截，紅軍在突圍過程中損失慘重。爲了擺脫尾追和堵擊的敵軍，毛澤東同志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企圖，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
會議起因
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2、紅6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堅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紅軍佔領貴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川黔邊創建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分兩路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7座縣城，於12月底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爲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創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會議還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1月7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佔黔北重鎮遵義。
截至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治全黨已達4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還在中央蘇區時，許多幹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發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但都沒有被接受。長征開始後，隨着紅軍作戰迭次失利，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和廣大幹部戰士，從革命戰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戰略轉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幹部反覆進行深入細緻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
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於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同時，中央紅軍攻佔遵義，把敵人的幾十萬追兵拋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取得了進行短期休整的機會，也爲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