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關鎖國”，閉關自守，不與外界接觸的一種國家政策，典型的保護主義。嚴格限制本國對外經濟、文化、科學等方面的交流。
康熙年間的清朝，並不是一味的閉關鎖國。是開放通商口岸，加大對外貿易;還是閉關鎖國，這個問題也一直是議政的重點。
順治至康熙初年，荷蘭、英國、法國、等，相繼與清朝建立貢市貿易關係。一六五六年，準荷蘭八年一次來朝，一六六三年，着二年來貿易一次，一六六六年又定，其二年貿易，永着停止。英、法等國的貢市貿易，一六六八年題準，船不許過三隻，每船不許過百人，但無時間限制。一六八五年廢止海禁後，清朝與西方國家的海上貿易也逐漸發展起來。次年議定：荷蘭應準五年一次，貿易處所止許在廣東福建兩省。一六八四年，在廈門設立洋行，一六八六年在廣州設立十三行，實有四、五十家。分別經營進出口貿易，並代納稅銀。英法等國商船，除以澳門爲居留地外，一六八八年又在定海城外道頭街西，建紅毛館一區，作爲商船停泊與中轉貿易之地。
清朝在一六八四年對海上貿易作了具體規定：一、沿海廣東、福建、江南、浙江、與省，聽百姓裝載五百石以下船隻往海上貿易捕魚。預行稟明該地方官登記名姓，取具保結，發給印票。二、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海關，管理來往船隻，並徵收稅銀。外國貢船所帶貨物不再收稅，其餘私來貿易者，聽所差部臣照例收稅。三、直隸、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各省，先定海禁處分之例，盡行停止。若有違禁將硫磺、軍器等物，私載在船出洋貿易者，仍照律處分。
清朝的海外貿易，輸出品主要是生絲和絲織品，其次是茶葉、瓷器、藥材、皮革、白糖、紙張、書籍等。輸入商品，日本主要是銅，是清朝鑄錢必需的原料，一六八五年，海關共辦銅二百九十六萬九千二百二十八斤，動支稅銀二十九萬六千九百二十二兩八錢。後來不斷增加。銅一向是日本對中國的主要輸出品。其次是海產品，包括海蔘、鮑魚、魚翅、統稱表物。從東南亞輸入的商品，除海產外，主要是胡椒、香料、牛角等。商船帶來了一些工藝品，還販運南洋海產，並載運大量白銀，到中國購買生絲、綢緞、茶葉、瓷器等特產。據廣東巡撫楊琳奏報：一七一六年到廣州的法蘭西船六隻、英國船二隻，俱系載銀來廣置貨。全年統共到有外國洋船十一隻，共載銀約有一百餘萬兩。廣東貨物不能買足，系各鋪戶代往江浙買貨。可見其貿易也有相當規模。
清朝在海外貿易中一直處於有利的地位。從順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間，日本外流金額爲二百餘萬兩，銀額爲三千七百多萬兩，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流入清朝。海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東南各省手工製造業與沿海城鎮的興起。廈門是對南洋的主要港口，廣州是對西洋貿易的主要港口，寧波是對日貿易的主要港口。康熙時期南京、廣州的絲織業，蘇州、廈門的造船業，福建、廣東的製糖業，的冶鐵和制鍋業的制瓷業等的發展，都與海外貿易密切相關。康熙帝曾說：朕南巡時，見船廠問及，鹹雲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清朝開海後，海外貿易日漸發展。
自開海禁之後，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擔心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範;並認爲南洋各國曆來是“海賊之淵藪”，於五十六年復行南洋海禁，嚴禁與南洋往來貿易，嚴令沿海炮臺攔截前往船隻，水師各營巡查。南洋海禁之後，本來一度繁榮的對外貿易，又復萎頓。沿海經濟日趨蕭條，給當地居民造成嚴重後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於斷港荒岸之間。而生活無着之窮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鋌而走險，“或爲犯亂”。爲此不少人奏請開禁。
雍正五年，即南洋海禁十年後，清政府再開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貿易之人三年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
至乾隆時，清政府再次厲行限制對外貿易。當時，英國人爲了向北方推銷其紡織品和接近產茶、絲地區，力圖在廣州以北擴張海口。英國通事洪任輝偕同英國武裝商船多次駛至浙江定海、寧波。英國武裝商船的到來，引起了清廷的重視。
爲了整肅浙省海防，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隻許在廣州收泊貿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
在對外貿易中，清政府又實行商行制度，即廣州十三行，以進行壟斷。清政府只允許少數殷實富商設立“公行”，負責與外商從事進出口貿易，並代表清政府與洋商交涉。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請制訂《防範夷商規條》，規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必須冬住者只准在澳門居住;外商到粵，“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國商人借領外商資本及外商僱請漢人役使;嚴禁外商僱人傳遞消息;於外國商船停泊處撥營員彈壓稽查。“防夷五事”將對外貿易嚴加管理，有了明確的法規，使閉關政策形成爲制度。嘉慶十四年，清政府又頒佈《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先後制訂了《防範夷人章程》和《八條章程》。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規定外，又規定外國兵船隻許外洋停泊，禁外國商人攜帶婦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輿，等等。有關嚴拿販賣鴉片人船等項，這項政令是正確的。
閉關自守、體制落後、朝廷腐敗等原因最終導致了清朝的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