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國歇菜了，這對攻宋聯盟來說是一個壞消息。可最緊張的還不是盟主楚國。楚國人依舊緊緊圍着宋國，也曾經派出一支偏師救援衛國，但被晉軍擊敗。失敗之後，楚國乾脆棄掉了衛國這枚棋子。
這其中可能對衛國沒有前來開會，也沒有出兵相助圍宋有些意見，也清楚重耳玩的是圍衛救宋之計，於是楚國乾脆以不變應萬變按原定計劃圍住宋國，真正慌的是魯國。魯國人的思維總是慢半拍，在剛請來楚國時，魯國還能爲指揮楚軍而揚揚得意，甚至第二年還嫌天下不夠亂，起兵攻到了杞國，其原因就是杞國在自己的國家用夷人的禮節。人家用什麼禮，跟魯國有什麼關係?!魯國狂到這種地步，頗有攀上豪門大戶，看誰不順眼就出拳的意思。
可等晉國把衛國收拾完，魯僖公就傻眼了。他沒想到晉國竟然強大如斯，剛出兵就把已經恢復了七成功力的衛國打回瞭解放前。考慮到晉國已經跟齊國結盟，而楚國又對衛國見死不救，說不定晉侯接下來就要圍魯救宋。想到這裏，魯僖公冷汗如雨。他只是想對付一下齊國，現在卻把天給捅破了，把晉楚兩隻大蟲引到自己的國境附近。到了此時，怎麼脫身才是最重要的。顯然，像衛國那樣去乞盟是行不通了。
一來晉侯未必答應，二來，要是楚國知道了，楚成王發起火後果的嚴重性，魯僖公也是見過的。怎樣才能兩面不得罪呢?面對這個被中原二流諸侯國比如鄭國苦苦思索了一百多年的世紀性難題，魯僖公還是想到了一個辦法：他將自己的大夫公子買給殺了。據史書記載，這位公子買原本是魯國派去援助衛國的，也許是因爲去得慢，也有可能是被晉軍擊退了，反正無功而返。在楚國，這的確是殺頭的罪：但魯國曆史上，還沒見到打了敗仗就要掉腦袋的。
要是這樣，春秋魯國第一君魯隱公就應該第一個被砍頭，因爲他就曾經吃過敗仗，還在鄭國當過俘虜。殺了公子買以後，魯僖公做了一件十分不地道的事：他一邊派人告訴楚國，自己令公子買去援助衛國，結果他竟然失敗了，我就殺了他以示懲戒。然後，他又告訴重耳，自己不敢再與晉國爲敵，這就殺了公子買當投名狀。這在寫作圈，相當於一稿兩投，公子買的一頭兩用，也算是做了一筆劃算的買賣。
楚國沒有任何懷疑，而晉國也接受了這個說法，並放棄了攻打魯國的打算。那倒黴的就只有曹國了。曹國很難攻。將主力從衛國轉移到曹國之後，重耳向曹國國都陶丘發動了猛攻，讓他感到意外的是，竟然久攻不下。晉軍的土兵一批批死在陶丘城門之下而重耳還看不到任何破城的希望。出現這樣的情況，應該不是一件反常的事情，而是正常的，因爲攻城是所有戰鬥中最艱苦、最沒有勝算的，楚成王率領諸國聯軍攻了商丘一年多還沒有拿下，要想短時間內拿下曹國談何容易。
正當重耳焦頭爛額的時候，又一個消息如同晴天霹靂而來：曹國人將晉國軍人的屍體掛在了城頭。這大概是曹國人想挫挫晉軍的銳氣，順便讓晉軍下回攻城時有些忌諱。這個就太過分了，好壞這些軍人大都是士，都是有出身有尊嚴的。人死萬事空，現在像被魚乾一樣掛着，那些屍體在初春的寒風中搖擺，重耳的耳邊彷彿又響起了曹共公的大笑。一定要拿下曹國!
可決心易下，方法難得。最後，重耳召集衆人，聽取羣衆意見。事實證明，羣衆的智慧是無窮的，真有一個人提出了一個計策將軍營移到曹人的墓地上去!這是一個缺德的主意，但既然曹國人已經無禮在先，這樣做就無可厚非了。重耳拍板決定，起營搬遷，到曹國的墓地紮營去曹國人慌了，那時候的道教什麼還沒有產生，佛教也沒有被引進，大家最大的神除了頭上的天，就是列祖列宗了。現在晉軍住進了曹國的地下，這可怎麼辦纔好?
軍營是臨時建築物，生活污水跟生理污水不分流，軍人半夜起了牀，也多半就地解決。這住不了兩天，就得把墓地變成公則了。想了想，還是自己太過分了，晉軍纔會這樣幹。認識到錯誤後，曹共公連忙讓人把晉人的屍體取下來，並特地打造好棺材送還給晉軍。能認識錯誤自然是好的，但送棺材就有些矯枉過正了。這麼多棺材是極易造成交通堵塞的，在過城門這個交通瓶頸時，就堵住了，而晉國也不忙着接收烈士遺體，趁着機會就衝進了曹國。曹國遂破。
拿下曹國後，重耳先生專程拜訪了曹共公先生並熱情敘舊。見面時，重耳倒沒有提及當年澡堂子發生的不愉快事情，而是就曹共公這些年的胡作非爲進行了嚴厲批評。最大的罪狀是，曹國的公務員編制嚴重膨脹，國內享受部級待遇也就是乘高檔車子的大夫就有三百人。以曹國的實際國情來看，實在太高了，曹國國內的兵車可能還不足三百輛，可坐着車玩的人比兵者還多。但讓重耳更生氣的是，曹共公養着這麼多閒人，竟然不重用當年曾經送禮給他的僖負羈。
氣憤之下，重耳脫口而出：將這三百個坐車人的功狀獻上來!這個狀曹共公同志是獻不出的，怪只怪他自己不該偷看人家洗澡吧。被當面呵斥之後，重耳做出了他的判決：將曹共公綁起來，押到宋國交給宋公!這是一個不合理的舉動。因爲抓住了一國國君，唯一正確的處置就是交給周天子，因爲諸侯是天子的臣，只有天子才能決定如何處置。而重耳偏偏將曹共公送到宋國，大概是有深意的：一來可以更徹底地羞辱一下曹共公。
二來讓宋國挺住，我們已經給你送來了曹共公。第三，當然就是刺激一下楚成王。你圍着宋國不放，我現在連你的小弟都抓了，還要送到你圍攻的商丘，看你坐不坐得住?這個舉動徹底讓他坐實了譎而不正的名聲。重耳這個人看上去謙虛有禮，但實際上招招狠毒。而跟他齊名的齊桓公嘻嘻哈哈，大大咧咧，有時候還耍點脾氣，動點小心思，但本質上來說卻是一個十分正派的人。出現這樣的差別，還是得從兩人的成長經歷上找原因。
齊桓公同志雖然也短暫流亡過，但畢竟時日比較短，年紀輕輕就登上了齊國國君之位，又有管仲這位大師替他打理政務。這樣優越的環境讓他顯得更爲寬容大度也更酒脫從容，而重耳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二十多歲就在一個嚴歷的父親手下當差，到了中年，就踏上了極其漫長的流浪之旅。在那次旅行裏，他翻過牆，斷過袍，流過浪，要過飯，見過白眼，還被偷看過洗澡。按孟子的話說，是苦過心志，勞過筋骨，餓過體膚，受過貧困之苦。齊桓公因爲幸運，所以人生豪邁;重耳因爲坎坷，而變得狡詐。
在宋國與宋襄公見面，看着對方裹着紗布的大腿，重耳領略了宋襄公的豪氣，同時也吸取了前輩血淋淋的教訓。與楚成王這樣狡猾的對手較量只有比他更狡猾才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