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是一個國家的生命，經濟決定政治;衰敗的經濟無疑是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歷史動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經濟一片蕭條，即使是戰勝國的英國，直接損失達120億英鎊，同時造成大量勞動力的喪失。1921年起，英國的失業人數以每年120萬人左右的速度直線上升;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英國工業生產僅佔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9%，金融霸主地位岌岌可危;1932年，英國工業生產指數比1929年下降了23%，其中生鐵、鋼的生產減少了一半，造船業減少88%，機器製造減產1/3，外貿額縮減了一半以上，失業者達工人總數的22%，顯而易見，英國經濟已是衰敗不堪，日落西山。
面對嚴重的經濟困境，英國政府不得不從迫切的內政問題出發，致力於經濟恢復工作。然而，這卻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對軍備力量的鞏固。1919年，英國戰時內閣規定：“作爲經濟節約運動的一部分，各軍事部門在編制預算時應根據這個假定‘不列顛帝國在今後十年內不會進行任何大戰，不需派出遠征軍’”。“十年無大戰”的規定，還加上一天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還在生效。因爲統治當局堅持認爲“財政和經濟危險是國家必須對待的最嚴重，最急迫的危險，其它必須讓位，必須等待” ;他們甚至覺得憑英國現有的軍備力量，尤其是一支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足以應付任何規模的戰爭。因此，軍事上一直滿足於“1918年的技術”，軍費開支降到“嚴重的無法履行英國防衛義務的狀況”。、
可想而知，嚴重的經濟困境對軍事實力的打擊是無以復加的。英國所採取的重經濟、輕軍事的變相調配，不僅沒有使經濟困境從“節約”中得到改變，甚至還引起了國內政局的動盪，國內反抗鬥爭此起彼伏，罷工浪潮洶涌澎湃。同時，它還造成了內閣的頻繁交替。在張伯倫上臺前的不到15年時間內，出現了一連串走馬燈式的政權更迭的奇怪現象、，這就很難指望政府在法西斯面前實行一種連續和堅定的政策。相反，他們拒絕以任何方式認真考慮戰爭問題。英國公黨領袖艾德禮曾宣稱“我們決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爲執行政策的手段。” 、這無疑對以後希特勒德國的武力威脅只能“息事寧人”、“妥協退讓”，進而爲綏靖埋下了禍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