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夏天，薩拉熱窩的一場謀殺，毫無徵兆地將歐洲主要國家拖入一場世界大戰。自由資本主義歐洲繁榮、漸進、長期和平的漫長的19世紀，在經濟、科技、文化的巔峯，捲入希臘式悲劇命運的漩渦，衰落至此開始。“一戰”前的歐洲，根植於主要貿易與金融城的獨立商人和金融家形成了真正的跨國資產階級，構成了世界貿易和金融網絡。跨國性的金融和商業家族成員常常遍佈歐洲甚至跨越大西洋，其資本網絡模糊了國籍身份。1875～1914年的40年間，是一個經濟全球化與帝國主義並行的時代。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張，伴隨着殖民帝國的建立與帝國主義權力空前規模的擴張，大半個地球都處於歐洲幾大帝國的控制下，歐洲的資本輸出規模達到前所未有、難以想象的高度。這種政治和經濟環境，推進了金融全球化的快速發展。正因如此，1914年，整個歐洲都沉浸在和平的幻象裏：人們以爲，全球化時代斷絕了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資本獲得了新權力，能連接起世界，而所有國家在經濟上這種密切的聯繫，使戰爭變得毫無意義。
然而，國際遊戲規則自19世紀70年代帕默斯頓、俾斯麥等歐洲政治家登上歷史舞臺，實已發生微妙的變化：統一的德意志帝國的崛起，改變了歐洲格局。經濟的宇宙不再像19世紀那樣，圍繞英國的中心運行，好幾個相互競爭的國家工業經濟彼此對峙，在海外殖民地利益重疊並衝突。於是，經濟增長變成經濟鬥爭。資本主義擴張的特點是時空的無限性，標準石油公司、德意志銀行、戴比爾斯鑽石公司等跨國公司，其自然疆界是在宇宙的盡頭。而帝國間的經濟競爭，使各國經濟與政治－軍事行動緊密交織在一起，經濟發展與國家主義形成高度的認同，在世界各地競逐市場和原料，爭奪經濟戰略要地的控制權。19世紀末，日耳曼民族主義者以法國爲敵的愛國歌曲《萊茵河上的警戒》，變爲《德國至上》的全球性野心。正是自由資本主義與帝國構架的矛盾，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自我顛覆。
慢慢地，歐洲分成兩個對立的集團。19世紀90年代，形成了德奧結盟的陣營，和法俄結盟的反德陣營。均勢原本有彈性，集團的陣營也隨時勢變化。但不斷改變的國際形勢因列強之間的新衝突和新野心而愈發不穩，聯合作戰的想法使集團對峙更顯強固。德皇威廉二世趕走了以高超外交手段維繫着精妙均勢平衡的俾斯麥，1890年剛愎自用地終止了德俄再保險條約，抽去了交錯結盟體系的主軸，邁出戰爭的第一步。英國在1903～1907年介入，它將視野延伸到歐洲之外的全球，與日本結盟，減少了在歐洲與俄國對峙的壓力，最終與矛盾歷來很深的法國和俄國化解仇恨，加入反德陣營。1905年後，國際危機越來越通過訴諸戰爭威脅來解決，在殖民地頻頻劍拔弩張，最終兩個集團被越來越不具彈性的戰略和嚴密的動員計劃所穩固。工業化的殺伐技術，在19世紀80年代有了戲劇性進展，而當代美國式的“軍工複合體”在“一戰”前的歐洲便已成形，推動了軍備競賽。
外交最終無法阻止歐洲滑向戰爭深淵。斐迪南大公遇刺後一個多月，奧地利對塞爾維亞發出48小時最後通牒。大國政治領袖無法控制情勢的發展，唯有展開動員程序。各國蓄勢待發，在軍事動員的關鍵96小時里根本沒有機會進行政治運作。奧地利宣戰，沙皇下令對奧局部動員，卻驚訝地發現，軍方參謀人員唯一擬就的動員計劃是對德奧同時全面動員。俄國外相對此完全不知情，而俄國只要有任何動員，即使是局部的，都會打斷德國對法作戰的動員時間表。德國所有的作戰動員計劃則都是以6天內打垮法國爲着眼點，不容拖延，然後轉向想必尚未動員完畢的俄羅斯。德國要求俄國停止動員，否則德國將跟進，而德國一旦動員，就等於戰爭，沙皇卻已無法阻止軍事將領進行動員了。得不到迴應後，德國向俄國宣戰，實際上，德俄之間根本沒有任何具體的爭議。最能阻止連鎖反應的國家英國，若能事先明確宣示其立場，讓德國瞭解英國會參與全面大戰，威廉二世很可能會規避正面作戰。但英國選擇保持不偏不倚的地位。根據德國作戰計劃，它必須立即進攻法國，沒有任何替代方案。沙皇與德皇雖都想自戰爭邊緣退一步，卻無能爲力，軍事機器一旦發動，就無法回頭。軍事動員方案於是成爲德國向法國宣戰的唯一理由，德軍執行“施裏芬計劃”入侵比利時。8月4日，英國對德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在西線，超過100萬德國陸軍按照“施裏芬計劃”入侵比利時，挺進法國，在馬恩河受阻。雙方臨時造起防禦工事，這兩道防線相互平行，從弗蘭德斯地區沿英吉利海峽一帶，一直抵達瑞士邊境。英國加入戰役，協約國於法國馬恩河地區的決戰粉碎了同盟國速戰速決的美夢，也使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此變成一場血腥、冗長、消耗性的塹壕戰。此後3年半里，雙方對峙的情況不曾有過重大改變。這就是西線。西線戰事從此成爲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殺戮戰場：幾百萬人隔着沙袋築起壁壘，彼此虎視，日夜在戰壕裏面，人鼠同居，將領們一再想要突破對峙的僵局，攻擊令一下，便是幾周時間無休止的炮火轟擊和機槍掃射，之後舉目狼藉，到處是泥漿滿身的棄屍。戰場上只有兩種人：勇敢而無可奈何的士兵和頑固的將軍，其努力只落得徒勞無功。德軍在1916年曾試圖突破凡爾登防線，但沒有得逞；英方在索姆河發動攻擊那一仗，則犧牲了42萬人，其中有6萬人在頭一天攻擊行動中喪命。正是這場異常慘烈的戰役，開啓了自“一戰”纔有的人類大屠殺時代。
在東線，德國的軍事行動保持進展，快速粉碎俄國攻擊，俄國軍隊被趕出了波蘭。巴爾幹地區也在同盟國的掌握中，協約國成員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損失慘重。雖說協約國聯軍佔有希臘，但直到1917年同盟國陣線崩潰前，協約國聯軍都不曾有過任何進展。
在海上，攔截運糧船隻的潛艇戰不斷。在北海，英德海軍進行了日德蘭海戰，試圖以正面決鬥決定整個世界大戰海上衝突的勝負。這場大海戰既是大艦巨炮時代最大規模的蒸汽動力戰艦海戰，也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海上決戰。1917年4月，美國藉口“齊默爾曼電報”而向德國宣戰，聖米迦勒攻勢是關鍵轉折點。美國的加入，也從此改變了20世紀曆史的面貌，此後，美國將源源不斷的穀物、肉類、油脂與副食品輸入英國與法國，能輕鬆彌補德國潛艇每月擊沉協約國商船50萬噸所帶來的缺口。1917年，沙皇俄國爆發“十月革命”，退出大戰。德軍全力突破西線的防禦，再度向巴黎進發，美軍大力增援，裝備不斷涌入，才解救了協約國。德軍最後一搏，於1918年夏發動攻勢，不消幾周，大戰就告終了。
回頭審視，俄國和奧地利在戰況緊急時，曾一再懇求友國考慮和談；英法在財政瀕臨崩潰時，亦考慮過停戰；美國在1917年也提出“沒有勝利的和平”。但最後各國仍堅持一決勝負，哪怕面對毀滅性的損失。其原因在於，當時的戰爭，奉行“勝者通吃”和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目的在贏得霸權和優勢地位，其野心沒有盡頭。帝國時代，政治和經濟活動成爲一體，完全以經濟競爭爲出發點，經濟疆域的無限性，使戰爭與政治目標具體的邊界和盡頭都消失了。對英德而言，空間的鬥爭是無限的，德國一心想取代英國霸權的位置，如果德國獲勝，國勢日衰的英國的地位自然更趨低落。當時，德國的口號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此戰真正的重要目的只有一個：完全的勝利和對手“無條件投降”。
從“一戰”開始，總體戰的形態已成形，英國動員了12.5%的男子入伍，德國動員了15.4%，法國動員人數幾乎達17%。這樣大規模的長期總動員，得靠兩種力量才能維持：現代化高生產力的工業經濟，以及大部分經濟活動掌握在非戰鬥人口手裏。這就是在現代大規模戰爭之下，有組織的工人力量得到加強的原因。戰爭規模已達到超乎人類想象的程度：拿破崙在1806年以全部不過1500發彈藥，打垮了普魯士軍隊，贏得耶拿會戰。可是到“一戰”前，法國的軍工生產計劃一天就是1萬發到1.2萬發子彈，到了戰爭末期，甚至高達每日20萬發之數。“一戰”造成了英國近80萬、法國160萬、德國180萬士兵陣亡，美國損失少很多，陣亡11.6萬人。1816～1965年這150年間各場戰爭中，前四名都發生在20世紀，分別是兩次世界大戰，以及1937年開始的日本侵華戰爭和朝鮮戰爭，每次都死了100萬人以上。而回到後拿破崙時代的19世紀，有記錄可循規模最大的一場國際戰爭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大約死亡了15萬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以歐洲爲中心的19世紀西方文明崩潰的起點。這個文明，經濟上是資本主義，憲政結構上屬自由主義，其典型的支配階級，則爲資產階級中產階層。自1914年起，一個尼采曾預言過的怪異的戰爭、騷動和爆炸的世界降臨了。戰爭初期，愛國和好鬥的年輕人，就像投入一種新的自由力量一般投入戰爭，羣衆追隨國家旗幟，以愉悅的心情走向戰爭屠宰場。“一戰”展示了總體戰的殘酷性，而諷刺的是，正是戰爭動員所產生的“民主化”，造成了戰爭的愈加殘酷。全面性的衝突轉變成“人民的戰爭”，跟民主政治一樣，競爭雙方往往將對手惡魔化，以動員全民。這種大規模被鼓動的仇恨，與現代技術結合，加深了戰爭的殘忍。
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凡爾賽體系所安排的歐洲和平註定脆弱和失敗，而那些擁護俄國革命的人，在目睹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搖搖欲墜和解體後，的確看到了被壓迫的弱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前景。“一戰”後，經過短暫不到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緊接着爆發，再一次的戰火再次加速了歐洲的衰敗，美國卻成爲這兩次大戰中的大贏家，其經濟增長率在兩次大戰間極爲驚人，不但本土遠離實際戰區，更成爲友邦的兵工廠和債權人，最終賦予它全球性、極大的經濟優勢。
自此，歐洲的繁榮就轉向了美國。
1914年夏天，薩拉熱窩的一場謀殺，毫無徵兆地將歐洲主要國家拖入一場世界大戰。自由資本主義歐洲繁榮、漸進、長期和平的漫長的19世紀，在經濟、科技、文化的巔峯，捲入希臘式悲劇命運的漩渦，衰落至此開始。“一戰”前的歐洲，根植於主要貿易與金融城的獨立商人和金融家形成了真正的跨國資產階級，構成了世界貿易和金融網絡。跨國性的金融和商業家族成員常常遍佈歐洲甚至跨越大西洋，其資本網絡模糊了國籍身份。1875～1914年的40年間，是一個經濟全球化與帝國主義並行的時代。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張，伴隨着殖民帝國的建立與帝國主義權力空前規模的擴張，大半個地球都處於歐洲幾大帝國的控制下，歐洲的資本輸出規模達到前所未有、難以想象的高度。這種政治和經濟環境，推進了金融全球化的快速發展。正因如此，1914年，整個歐洲都沉浸在和平的幻象裏：人們以爲，全球化時代斷絕了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資本獲得了新權力，能連接起世界，而所有國家在經濟上這種密切的聯繫，使戰爭變得毫無意義。
然而，國際遊戲規則自19世紀70年代帕默斯頓、俾斯麥等歐洲政治家登上歷史舞臺，實已發生微妙的變化：統一的德意志帝國的崛起，改變了歐洲格局。經濟的宇宙不再像19世紀那樣，圍繞英國的中心運行，好幾個相互競爭的國家工業經濟彼此對峙，在海外殖民地利益重疊並衝突。於是，經濟增長變成經濟鬥爭。資本主義擴張的特點是時空的無限性，標準石油公司、德意志銀行、戴比爾斯鑽石公司等跨國公司，其自然疆界是在宇宙的盡頭。而帝國間的經濟競爭，使各國經濟與政治－軍事行動緊密交織在一起，經濟發展與國家主義形成高度的認同，在世界各地競逐市場和原料，爭奪經濟戰略要地的控制權。19世紀末，日耳曼民族主義者以法國爲敵的愛國歌曲《萊茵河上的警戒》，變爲《德國至上》的全球性野心。正是自由資本主義與帝國構架的矛盾，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自我顛覆。
慢慢地，歐洲分成兩個對立的集團。19世紀90年代，形成了德奧結盟的陣營，和法俄結盟的反德陣營。均勢原本有彈性，集團的陣營也隨時勢變化。但不斷改變的國際形勢因列強之間的新衝突和新野心而愈發不穩，聯合作戰的想法使集團對峙更顯強固。德皇威廉二世趕走了以高超外交手段維繫着精妙均勢平衡的俾斯麥，1890年剛愎自用地終止了德俄再保險條約，抽去了交錯結盟體系的主軸，邁出戰爭的第一步。英國在1903～1907年介入，它將視野延伸到歐洲之外的全球，與日本結盟，減少了在歐洲與俄國對峙的壓力，最終與矛盾歷來很深的法國和俄國化解仇恨，加入反德陣營。1905年後，國際危機越來越通過訴諸戰爭威脅來解決，在殖民地頻頻劍拔弩張，最終兩個集團被越來越不具彈性的戰略和嚴密的動員計劃所穩固。工業化的殺伐技術，在19世紀80年代有了戲劇性進展，而當代美國式的“軍工複合體”在“一戰”前的歐洲便已成形，推動了軍備競賽。
外交最終無法阻止歐洲滑向戰爭深淵。斐迪南大公遇刺後一個多月，奧地利對塞爾維亞發出48小時最後通牒。大國政治領袖無法控制情勢的發展，唯有展開動員程序。各國蓄勢待發，在軍事動員的關鍵96小時里根本沒有機會進行政治運作。奧地利宣戰，沙皇下令對奧局部動員，卻驚訝地發現，軍方參謀人員唯一擬就的動員計劃是對德奧同時全面動員。俄國外相對此完全不知情，而俄國只要有任何動員，即使是局部的，都會打斷德國對法作戰的動員時間表。德國所有的作戰動員計劃則都是以6天內打垮法國爲着眼點，不容拖延，然後轉向想必尚未動員完畢的俄羅斯。德國要求俄國停止動員，否則德國將跟進，而德國一旦動員，就等於戰爭，沙皇卻已無法阻止軍事將領進行動員了。得不到迴應後，德國向俄國宣戰，實際上，德俄之間根本沒有任何具體的爭議。最能阻止連鎖反應的國家英國，若能事先明確宣示其立場，讓德國瞭解英國會參與全面大戰，威廉二世很可能會規避正面作戰。但英國選擇保持不偏不倚的地位。根據德國作戰計劃，它必須立即進攻法國，沒有任何替代方案。沙皇與德皇雖都想自戰爭邊緣退一步，卻無能爲力，軍事機器一旦發動，就無法回頭。軍事動員方案於是成爲德國向法國宣戰的唯一理由，德軍執行“施裏芬計劃”入侵比利時。8月4日，英國對德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在西線，超過100萬德國陸軍按照“施裏芬計劃”入侵比利時，挺進法國，在馬恩河受阻。雙方臨時造起防禦工事，這兩道防線相互平行，從弗蘭德斯地區沿英吉利海峽一帶，一直抵達瑞士邊境。英國加入戰役，協約國於法國馬恩河地區的決戰粉碎了同盟國速戰速決的美夢，也使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此變成一場血腥、冗長、消耗性的塹壕戰。此後3年半里，雙方對峙的情況不曾有過重大改變。這就是西線。西線戰事從此成爲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殺戮戰場：幾百萬人隔着沙袋築起壁壘，彼此虎視，日夜在戰壕裏面，人鼠同居，將領們一再想要突破對峙的僵局，攻擊令一下，便是幾周時間無休止的炮火轟擊和機槍掃射，之後舉目狼藉，到處是泥漿滿身的棄屍。戰場上只有兩種人：勇敢而無可奈何的士兵和頑固的將軍，其努力只落得徒勞無功。德軍在1916年曾試圖突破凡爾登防線，但沒有得逞；英方在索姆河發動攻擊那一仗，則犧牲了42萬人，其中有6萬人在頭一天攻擊行動中喪命。正是這場異常慘烈的戰役，開啓了自“一戰”纔有的人類大屠殺時代。
在東線，德國的軍事行動保持進展，快速粉碎俄國攻擊，俄國軍隊被趕出了波蘭。巴爾幹地區也在同盟國的掌握中，協約國成員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損失慘重。雖說協約國聯軍佔有希臘，但直到1917年同盟國陣線崩潰前，協約國聯軍都不曾有過任何進展。
在海上，攔截運糧船隻的潛艇戰不斷。在北海，英德海軍進行了日德蘭海戰，試圖以正面決鬥決定整個世界大戰海上衝突的勝負。這場大海戰既是大艦巨炮時代最大規模的蒸汽動力戰艦海戰，也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海上決戰。1917年4月，美國藉口“齊默爾曼電報”而向德國宣戰，聖米迦勒攻勢是關鍵轉折點。美國的加入，也從此改變了20世紀曆史的面貌，此後，美國將源源不斷的穀物、肉類、油脂與副食品輸入英國與法國，能輕鬆彌補德國潛艇每月擊沉協約國商船50萬噸所帶來的缺口。1917年，沙皇俄國爆發“十月革命”，退出大戰。德軍全力突破西線的防禦，再度向巴黎進發，美軍大力增援，裝備不斷涌入，才解救了協約國。德軍最後一搏，於1918年夏發動攻勢，不消幾周，大戰就告終了。
回頭審視，俄國和奧地利在戰況緊急時，曾一再懇求友國考慮和談；英法在財政瀕臨崩潰時，亦考慮過停戰；美國在1917年也提出“沒有勝利的和平”。但最後各國仍堅持一決勝負，哪怕面對毀滅性的損失。其原因在於，當時的戰爭，奉行“勝者通吃”和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目的在贏得霸權和優勢地位，其野心沒有盡頭。帝國時代，政治和經濟活動成爲一體，完全以經濟競爭爲出發點，經濟疆域的無限性，使戰爭與政治目標具體的邊界和盡頭都消失了。對英德而言，空間的鬥爭是無限的，德國一心想取代英國霸權的位置，如果德國獲勝，國勢日衰的英國的地位自然更趨低落。當時，德國的口號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此戰真正的重要目的只有一個：完全的勝利和對手“無條件投降”。
從“一戰”開始，總體戰的形態已成形，英國動員了12.5%的男子入伍，德國動員了15.4%，法國動員人數幾乎達17%。這樣大規模的長期總動員，得靠兩種力量才能維持：現代化高生產力的工業經濟，以及大部分經濟活動掌握在非戰鬥人口手裏。這就是在現代大規模戰爭之下，有組織的工人力量得到加強的原因。戰爭規模已達到超乎人類想象的程度：拿破崙在1806年以全部不過1500發彈藥，打垮了普魯士軍隊，贏得耶拿會戰。可是到“一戰”前，法國的軍工生產計劃一天就是1萬發到1.2萬發子彈，到了戰爭末期，甚至高達每日20萬發之數。“一戰”造成了英國近80萬、法國160萬、德國180萬士兵陣亡，美國損失少很多，陣亡11.6萬人。1816～1965年這150年間各場戰爭中，前四名都發生在20世紀，分別是兩次世界大戰，以及1937年開始的日本侵華戰爭和朝鮮戰爭，每次都死了100萬人以上。而回到後拿破崙時代的19世紀，有記錄可循規模最大的一場國際戰爭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大約死亡了15萬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以歐洲爲中心的19世紀西方文明崩潰的起點。這個文明，經濟上是資本主義，憲政結構上屬自由主義，其典型的支配階級，則爲資產階級中產階層。自1914年起，一個尼采曾預言過的怪異的戰爭、騷動和爆炸的世界降臨了。戰爭初期，愛國和好鬥的年輕人，就像投入一種新的自由力量一般投入戰爭，羣衆追隨國家旗幟，以愉悅的心情走向戰爭屠宰場。“一戰”展示了總體戰的殘酷性，而諷刺的是，正是戰爭動員所產生的“民主化”，造成了戰爭的愈加殘酷。全面性的衝突轉變成“人民的戰爭”，跟民主政治一樣，競爭雙方往往將對手惡魔化，以動員全民。這種大規模被鼓動的仇恨，與現代技術結合，加深了戰爭的殘忍。
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凡爾賽體系所安排的歐洲和平註定脆弱和失敗，而那些擁護俄國革命的人，在目睹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搖搖欲墜和解體後，的確看到了被壓迫的弱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前景。“一戰”後，經過短暫不到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緊接着爆發，再一次的戰火再次加速了歐洲的衰敗，美國卻成爲這兩次大戰中的大贏家，其經濟增長率在兩次大戰間極爲驚人，不但本土遠離實際戰區，更成爲友邦的兵工廠和債權人，最終賦予它全球性、極大的經濟優勢。
自此，歐洲的繁榮就轉向了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