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納粹統治雖然已經隨着希特勒本人的自殺，和第三帝國的灰飛煙滅而煙消雲散，但是對德國納粹統治的種種爭議仍在繼續。這裏面最突出的是希特勒上臺的過程，以及由希特勒所在政黨名稱引起的“爭議”。要回答這些問題，就不能不從魏瑪德國時期，乃至從一戰剛剛結束的德國談起。畢竟，希特勒和納粹的產生、發展壯大直至最終上臺，都是在魏瑪時期完成的。
一次大戰結束，第一波德國革命，卡普政變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包括德國在內的交戰各國都陷入了戰爭的泥潭，雖然蘇俄退出戰爭似乎改善了德國的處境，但是很快，事實上已經由魯登道夫進行軍事獨裁的德國方面就發現了他們自己的狀況並不妙，德國人民和其它所有交戰國人民一樣，處於物質匱乏和精神痛苦中。1917年起，德國工人們接二連三地發動了罷工。德國的水兵中革命情緒也在滋長。但是即使是這個內外交困的時候，德國的軍事領袖們還在幻想通過新型軍事戰術挽回敗局，“保證”德國的世界強權地位。在慘敗之後，這些權貴們還製造了一個“背後捅刀”的神話。也就是說，在這些老權貴們的敘事中，普魯士德國不是輸在了戰場上，而是輸給了國內的“叛國者”。是誰“背後捅刀”，也就是說，是誰妨礙了、阻止了這些老權貴要求的全體德國“人民”支持侵略戰爭的“團結”呢?就是一戰之前的德國幾乎唯一的反對派：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運動。
德國在戰場上舉起了白旗之後，國內政治的危機也掩蓋不住了。在德國政府走馬燈似的變化了幾次後，1918年11月，以基爾水兵起義爲標誌，德國革命開始了。和同一時期的俄國、奧地利、意大利乃至整個西歐一樣，德國革命中也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了工人委員會組織，並出現了俄國式的工兵代表蘇維埃組織。與之相應，德國也出現了二元權力的並立與對峙，亦即臨時政府和工人委員會(蘇維埃)的並立和對峙。
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德國革命在缺乏領導核心的狀況下繼續進行着，工人和士兵們也越來越激進。除了柏林之外，德累斯頓、萊比錫、哈雷、漢堡等城市都發生了工人起義。魯爾和德國中部的工人們也發動了罷工。柏林工人們和獨立社會民主黨人們相繼和艾伯特說了“再見”。起義水兵們甚至一度包圍了總理府。德國革命看上去似乎比俄國的形勢更好，這不僅是因爲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高度發達、德國工人運動的悠久歷史和強大基礎，而且還因爲，這個時候掌管德國“臨時政府”的不是別的什麼力量，而是歷史悠久的工人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但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上臺後的第一要務，不是推進工人階級的革命，而是鎮壓工人革命。在這樣做的時候，諾斯克依賴的不是別的，而正是德國右翼的武裝力量，亦即由那些從一次大戰前線回到德國的陸軍軍官和士兵組成的自由軍團(Freikorp)。在後面我們將會看到，希特勒是如何與自由軍團結合的。換言之，不是別的什麼人，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爲他們自己，乃至整個德國工人階級在14年之後的失敗鋪平了道路。魏瑪共和國從一開始就決定性地倒向了右翼，這個共和國的“締造者”同時也是其掘墓人。大家都知道，兩位著名的德國革命家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就是在這一次鎮壓中犧牲的。同時犧牲的還有柏林、漢堡等地的起義工人們和水兵們。同一時期德國工人在慕尼黑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也倒在了自由軍團的鐵蹄下。
在德國工人和革命者的血泊中，制憲會議在魏瑪召開了。不過，德國的革命並沒有因爲魏瑪共和國的建立而告終，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仍然在聚集力量。柏林工人的罷工浪潮在1919年秋天重新掀起。其後粉墨登場的是德國右翼，也就是卡普政變。在鎮壓了第一波德國革命，並且遠征波羅的海各國比如拉脫維亞，在英國方面的默許下鎮壓了當地的蘇維埃革命之後，自由軍團們的槍口轉而對準了他們曾經維護的那個政權。哀求無效之後，艾伯特、謝德曼、諾斯克們終於想起，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一個工人政黨。到了這個時候，他們終於想起了要向德國工人發出總罷工的號召。沒有任何基礎的卡普“政權”也很快在德國工人的總罷工進入了歷史教科書。值得一提的是，在卡普政變期間，埃卡特(Dietrich Eckart)和希特勒成了慕尼黑右翼政權的代表來到柏林和卡普進行聯絡。儘管德國社會民主黨殫精竭慮地維護德國資產階級和普魯士老權貴的權力和宰制，德國統治階級的“明月”還是照在了溝渠。諾斯克手上的德國工人階級鮮血，並沒有讓德國統治階級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及魏瑪共和國開出許可證。
卡普政變過去之後，德國工人開始了進一步反擊，德國工人在幾個魯爾區城鎮上空短暫升起了紅旗。這個時候的諾斯克似乎全然不記得他是被誰趕出了總理府，並且又一次忘記了他的政黨是“工人政黨”，他再次轉向自由軍團，乞求他們鎮壓工人起義。自由軍團自然樂意效勞。1921年3月的“三月行動”也未能成功。德國革命在再次受挫中結束了第一波。
又一波德國革命
德國的形勢並沒有因爲德國革命的受挫而穩定下來，德國的危機繼續發展，並在1923年隨着法國佔領魯爾區又一次到了頂點。這一階段德國的最大“特徵”就是載入史冊的超級通貨膨脹。到了1923年10月，飢餓暴動成了德國各地的日常事件，柏林則成了一座沒有面包的城市。德國的大資本與此同時大發其財。值得一提的是，在超級通貨膨脹把德國工人的收入吞噬殆盡的時候，德國資產階級還在指責德國工人的工資太高，並要求工人們更加勤勞。1923年8月10日，柏林工人的罷工迅即發展爲遍及德國全境的總罷工。德國的各個地區也離心離德。
德國共產黨的力量也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迅速增長。和第一波德國革命一樣的是，工廠委員會迅猛發展，而德國共產黨則在2000個工廠委員會組織中佔據優勢。工人民兵運動也在全德國境內發展。在薩克森和圖林根兩個州，社會民主黨左翼和德國共產黨組成了聯合政府。德國資產階級當然不會容忍這樣的情況持續發展， 1923年10月14日，社會民主黨籍的德國總統艾伯特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命令德國國防軍對上述兩個州展開軍事行動。社會民主黨則在長期無所作爲，拒絕和德國共產黨聯合行動之後徒勞地要求“和解”。1923年10月，準備不足、領導無方的漢堡起義也遭到了失敗。
德國的革命者們對於他們的敵人從一開始就有認識。早在1922年12月，德國共產黨的卡爾貝克爾(Karl Becker)就對德國法西斯主義提出了警告。1923年，德國共產黨採取了所謂“施拉格特路線”(Schlageter line)，針對德國小資產階級和學生，亦即納粹的社會基礎展開宣傳和爭取活動。德共還和愛因斯坦這樣的著名知識分子合作建立了國際工人救濟夥伴聯盟(the League of Friends of Workers’ International Relief)。1923年7月23日，德共和德國社會民主黨聯合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組織了反法西斯遊行，這一次，又是諾斯克站在了對立面。在另一邊，希特勒的目標也十分明確，在1923年的一次採訪中，希特勒也明確地表達了進入薩克森和圖林根，把馬克思主義“連根拔起”的願望。希特勒和德國右翼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明白地表明，他們決不會被他們自己打出的旗號所欺騙。
在德國革命的過程中，布爾什維克提供了大量支持。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布爾什維克就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左翼建立了聯繫。十月革命之後，蘇聯不僅派出了卡爾·拉狄克(Karl Radek)作爲自己的代表，並且給予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1923年的時候，蘇聯也給予了薩克森和圖林根兩州政府大力支援。當時的蘇聯共青團還在莫斯科成立了專門去漢堡的特殊輔助隊。1923年9月，許多參加了俄國內戰的歐洲共產黨人進入德國，準備組織德國紅軍——這正是西班牙國際縱隊的先聲。
德國右翼在魏瑪共和國初期的活動
卡普政變失敗之後，德國右翼並未就此止步。慕尼黑蘇維埃被鎮壓之後，巴伐利亞就成了德國右翼的大本營，魯登道夫、提爾皮茨等右翼頭面人物紛紛離開卡普倒臺之後的柏林，來到慕尼黑開展活動。希特勒也從此“嶄露頭角”，進入人們的視野。值得一提的是，後來在納粹內訌中被殺死了的恩斯特· 羅姆(Ernst Roehm)在一次大戰之後受德軍高層的命令組織地下軍隊亦即右翼武裝，羅姆和希特勒會面後一拍即合，並開始向納粹黨提供人力和財力支持。希特勒覺得時機到了，並發動了遭到慘敗的啤酒館政變，直到這時，魏瑪共和國政府才勉爲其難地對希特勒和納粹採取了行動。
隨着資產階級政治的發展，亦即進入所謂的“羣衆政治”(mass politics)階段，以前資本主義貴族爲主體的老式右翼已經不能滿足“需求”。卡普政變的失敗也說明了老式右翼完全不考慮“社會”和“羣衆”的傳統手法已經不可能行得通，這個時候的右翼組織如果想要上臺執政，就必須取得社會中的一部分的支持，以使他們的統治獲得形式上的“正當性”，也就是說，新的右翼組織和政黨必須是“羣衆”性的——他們吸引的“羣衆”，就其主要部分來說，只能是小資產階級。這樣一種新的右翼組織也就是右翼民粹主義(Right Wing Populism)。第一個“新式”右翼“領袖”是號稱“德國海軍之父”的阿爾弗雷德提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早在一戰期間，提爾皮茨等德國右翼就開始認爲德皇，以及普魯士德國的“法治國”體制太過軟弱。一戰剛剛結束，提爾皮茨就成了“祖國黨”(the Fatherland Party)的第一任黨首——1920年發動政變的卡普就來自該黨。和希特勒一樣，提爾皮茨也和白俄以及比如施賓格勒這樣的右翼知識分子、其它右翼政黨和組織比如德國國家人民黨密切合作，他在1923年的啤酒館政變中也插了一手。不僅如此，提爾皮茨本人已經和希特勒攜手，這也是普魯士權貴和希特勒結合的第一步。1923年之後，魏瑪共和國的形勢雖然隨着道威斯計劃中美國貸款的流入暫時穩定下來了，但是德國右翼並沒有就此罷手，他們念茲在茲的，始終是如何推翻魏瑪共和國，恢復他們的流金歲月。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魏瑪共和國同時受到了社會主義者和右翼的反對，但是魏瑪共和國的司法機關根本懶得掩飾其態度。1919-1922年間德國右翼進行的354起政治謀殺(總數是376起)中，有326起沒有受到懲罰，即使受到懲罰，平均刑期是4個月。正如諾伊曼指出的：“每一條據說是既針對共產黨也針對納粹的法律不變地用來針對社會民主黨和整個左翼，而幾乎從不用於針對右翼”。
當然，德國右翼不是孤軍奮戰，他們得到了歐洲其它右翼的支援。凱洛格(Michael Kellogg)對俄國右翼對於德國右翼的支援進行了研究。一戰之後，通過干涉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各國特別是拉脫維亞，德國右翼和俄國右翼建立了直接聯繫和直接關係。當德國干涉軍從烏克蘭撤退的時候，參加了科爾尼洛夫叛亂的一些俄國白軍軍官在隨着德軍逃離，來到了德國。在德國，這些白俄流亡者們散佈《錫安長老會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這樣的反猶主義贗品，和德國納粹們開展“學術交流”。埃卡特(Eckart)和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這兩個對希特勒的思想最終形成有重大影響的人物都受到了白俄的影響。希特勒本人也在《我的奮鬥》中承認了《錫安長老會紀要》對他的影響。德國的右翼和俄國右翼之間的聯繫與結合不止是思想和文化上的，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比如，白俄軍官和自由軍團一起成了卡普政變的後盾。德國右翼和白俄聯合建立了一個名爲“重建組織”(Aufbau Vereinigung,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的組織。這個組織，正如其名稱顯示的，尋求的是在俄國復辟羅曼諾夫，在德國復辟霍亨索倫。這個組織的領袖們和早期納粹的 “領袖”們高度重合。重建組織不僅和自由軍團攜手在德國國內進行政治恐怖活動，例如暗殺埃爾茨伯格(Erzberger)和拉特瑙(Rathenau)，還密謀進攻蘇聯。1923年的啤酒館政變也是兩個組織攜手合作的。即使在1923年之後，重建組織仍然爲納粹提供了大量資金，並在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等方面爲納粹提供支持。在希特勒的侵蘇戰爭中，該組織中的哥薩克“領袖”波爾塔維茨-奧斯特拉尼察(Poltavets-Ostranitsa)還組織哥薩克參戰。
德國右翼在磨刀霍霍，德國左翼又如何呢?很不幸，就在這個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辭藻裏，在資本主義永遠穩定發展的幻想中，在議會活動裏消磨時光。他們更是對魏瑪時期德國資產階級的進一步壟斷化視若無睹。直到1933年1月初，德國社會民主黨還在幻想和施萊歇爾(Kurt von Schleicher)攜手合作反對納粹。德國工會也在這個時期逐漸官僚化。德國共產黨則更加不幸，這個時期，恰好也是蘇聯共產黨內部激烈鬥爭的時期，或者進一步說，是斯大林開始對反對派進行清洗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德國共產黨和其它西歐共產黨一樣，不是忙於組織工人階級，開展活動，而是忙於跟着蘇聯共產黨尤其是斯大林的指揮棒開始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德國共產黨也就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清洗中癱瘓了。雖然德國共產黨的黨員們仍然在街頭和納粹分子們戰鬥，德國共產黨的紅色陣線戰士同盟在街頭照常進行遊行，德國共產黨劇作家們寫的戲劇在柏林的劇院人氣極高，但是到了真正的關鍵時刻，他們已經無力行動了。1927-1928年，斯大林命令各國共產黨搞的那個臭名昭著的“第三時期”政策還在把社會民主黨視爲最主要的敵人，甚至在希特勒已經上臺之後，其代言人們還認爲希特勒會和社會民主黨勾結。之後斯大林的劇烈搖擺更是衆所周知。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文化上，德國工人階級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德國右翼的思想文化準備
除了政治和社會之外，德國右翼在思想文化上也在做相應的準備。事實上，從一開始，德國右翼知識分子們就把消滅魏瑪共和國看作德國“重生”的標誌，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德國右翼的政治、軍事、文化和經濟諸方面就步調一致地以魏瑪共和國，不用說德國的左翼和工人運動爲敵人。一場如此不徹底的，保留了右翼幾乎在所有方面“霸權”的革命在右翼看來還是太“激進”了。除了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之外，魏瑪時期德國右翼的思想文化“準備”就是所謂“保守革命”。
在這場“革命”中，施賓格勒(Spengler)、雲格爾(Ernst Juenger)，海德格爾等知名右翼知識分子們發展出了一套相當系統的右翼理論。德國右翼思想的發展結果，就是一種結合了膜拜現代技術與神祕主義的政治反動的思潮。(因此，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裏的觀點是片面的，鮑曼只注意到了手段的“現代性”，而沒有注意到目的和政治。)毫無疑問，和任何其它社會思潮一樣，德國右翼思潮也要有一個訴求的對象，正如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分析的，德國右翼的這種思潮打動的正是那些享受現代生活而又懷念昔日的德國小資產階級們。如果說，前述的自由軍團把他們對戰爭的狂熱付諸行動的話，這些右翼知識分子們把這種戰爭狂熱上升到了理論高度——這是在19世紀末期以來的諸種非理性主義哲學的幫助下完成的。
當然，這些右翼知識分子們炮製的理論中也含有神祕主義、反猶主義，以及鎮壓工人階級鬥爭等右翼理論的常見內容。這些右翼知識分子們的“貢獻”在於“克服”了傳統浪漫主義理論中對於現代技術的仇視，使得運用現代技術的右翼政治成爲可能。科學技術也因此失去了帶領社會進步的能力——右翼知識分子們也根本否認社會進步的可能——而是成了完全“中性”的工具，甚至更糟，成了右翼反動統治維繫自身的手段。這些右翼知識分子們有的時候會打出“社會主義”的旗幟，但是這種“社會主義”的內容和工人階級的鬥爭與解放根本無關，這些右翼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招牌只是爲了讓德國工人接受以“民族”名義出現的剝削和壓迫。很明顯德國右翼的理論也是爲了吸引德國小資產階級，使德國右翼完成從傳統右翼到右翼民粹主義的“轉型”。
另一個值得特別提出的人物是目前國內學界的紅人卡爾· 施米特(Carl Schmitt)。如果說前述右翼理論家訴諸的是右翼“羣衆”，那麼施米特訴諸的就是一個“主權獨裁者”(sovereign dictator)，一個擁有政治決斷意志的“主體”，亦即右翼“領袖”。施米特的保守主義和神祕主義，指向的不是現有秩序——就當時的德國來說是既存的資本主義秩序——的維持，而是既存資本主義秩序在危機時刻針對革命力量亦即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鎮壓。作爲第一位放棄了復辟普魯士舊秩序企圖的右翼知識分子。施米特的理論爲德國右翼指出了“新的”路。同時，如果說前述的各位右翼知識分子把技術不再服務於理性，那麼施米特就把政治非理性化了，也就是補上了前述施賓格勒、雲格爾等人理論中技術所要服務的那個對象。二者結合是怎樣一種結果，我們已經在納粹那裏看到了。桑巴特(Werner Sombart)則把各個社會經濟範疇，例如資本主義，轉化成了種族範疇。這些右翼知識分子替希特勒準備好了幾乎所有“話語”。事實上，這些理論的擁躉並不限於哲學領域，德國工程師中的納粹擁躉相當多。例如，1933年德國技術院校中41%的大學生支持納粹。同樣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右翼知識分子們的理論在納粹執政後得到了相當充分的實行。上述右翼知識分子也並不是一些孤立的邊緣人物，這些右翼知識分子處於魏瑪德國舞臺的中央。
希特勒開始登堂入室
卡普政變失敗、祖國黨出局以及提爾皮茨於1930年隨着其肉體生命的結束退出歷史舞臺之後，德國右翼最主要的兩個競爭者是德國國家人民黨(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DNVP)和納粹黨。1918年11月成立的德國國家人民黨是一戰前普魯士德國幾乎所有保守派組織的彙集，也因此集中了德國上層和上層中產階級、普魯士貴族、教化資產階級。換言之，這個黨集中了一戰前普魯士德國統治階級的絕大部分——該黨和納粹之間的聯盟也就意味着普魯士統治階級和納粹的聯盟，把上述社會集團連結起來的，則是對魏瑪共和國體制的仇恨，以及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的仇恨。此外，這個黨從一開始就繼承了普魯士保守主義中的反猶主義傾向，以及德國“民族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主張：支持德國的海外擴張，要求德國有獲得殖民地的“權利”。也就是說，在幾乎所有問題上，德國國家人民黨的目標和納粹毫無二致，充其量只有程度的不同。1931年起，發現他們已經落後了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的領袖們日益模仿納粹黨的手法，例如建立名爲“俾斯麥團”(Bismarckbund)的類似納粹衝鋒隊的組織，強化黨首胡根堡的個人權威。很明顯，這樣一個政黨如果上臺執政，其結果會和納粹上臺有質的不同麼?納粹上臺並開始清洗德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乃至德國民主黨和天主教中央黨的時候，德國國家人民黨熟視無睹——如果不是拍手稱快、歡欣鼓舞的話，因爲納粹貫徹的正是德國國家人民黨之前的主張。
從一開始，正如學者赫爾曼同時又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從而不至於像卡普政變那樣輕而易舉地被推翻。納粹之所以擊敗德國國家人民黨(以及別的右翼組織)，正是因爲其更加“徹底”，更加“團結”，更能在危機時代吸引右翼的“羣衆”，也因此能夠更加強有力地貫徹德國右翼的種種主張。同時，這也是因爲，普魯士統治階級昔日的美好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已經不可能重建了。
從1932年起，大量德國“教化資產階級”把他們的選票投給了納粹，這些人在納粹黨及其外圍組織中的人數也大幅度上升。正如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觀察到的，“只要納粹看上去保證了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德國的資產階級就準備把納粹扶上臺納粹黨衛軍中法律職業、醫生和牙醫的人數也特別多。易北河以東地區的德國地主們也正是因爲對德國國家人民黨在現實中的無力而不滿而不斷“激進化”，從而轉向納粹的。根據學者的統計，轉向納粹的選民正是以“民族自由主義”和保守派君主主義這兩個集團爲最主要部分的。魏瑪共和國的司法部門和官僚機構，正如本文之前部分指出的，一直以來就站在右翼一方。
希特勒的最終上臺
就在德國右翼的磨刀霍霍中，在德國左翼的無所作爲中，德國迎來了1929年的經濟危機。由於道威斯計劃造成的德國經濟對美國的依附性，德國在經濟危機中受到的打擊特別大。隨着危機的深化，本來就是勉強彌合起來的德國社會的裂痕再也掩蓋不住了。魏瑪共和國“主流”黨派，例如德國國家人民黨、自由主義的德國人民黨(DVP)和德國民主黨(DDP)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的衰落和“兩極”政黨選票的上升就是其表現(事實上除了德國工人政黨的選票比例大體保持穩定之外，德國天主教中央黨的選票數量和比例也保持了穩定。劇烈衰落的是德國兩個自由主義政黨和保守派的德國 國家人民黨。這部分選票流向何方一目瞭然。這個表說明了“納粹吸引了一切沒有被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或天主教反文化吸納的人們的選票”)。納粹黨就是這一過程的獲益者之一。這成了一些人炮製的“納粹靠選票上臺”這個神話的依據。但是，這些神話炮製者們只看到了納粹選票的增長，他們沒有看到納粹的選票數量並不足以讓其按照“正常”的議會政治規則組織政府。 即使在1932年7月的最高峯，納粹也只拿到了總選票的37%，納粹也不是在這一次選舉之後受命組織政府的。事實上，在希特勒受命組織政府之前3個月不到，在1932年11月6日的德國議會選舉中，納粹黨受到了重挫，失去了大約200萬張選票。
上述神話製造者們同樣沒有看到，在同一時期，德國共產黨的選票數量也在增長，而且德國兩個工人政黨的總選票比率大致保持穩定，亦即德國工人階級並沒有像現在的某些人那樣被納粹的名稱迷惑。尤其是1932年11月6日的德國議會選舉中，德國共產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選票總數相加已經超過了納粹黨的選票數量。但是，不僅斯大林的錯誤政策阻止了德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哪怕暫時合作，德國的政治結構是更大的阻礙。本文前面已經提到了普魯士權貴控制的魏瑪德國各個機構對德國左翼人士的迫害，很明顯，在這樣一種狀況下，興登堡和普魯士老權貴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尚且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遑論德國共產黨?如何指望普魯士的老權貴們授權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組織政府?也就是說，即使德國選民的所有選票，德國議會的所有議席都被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瓜分，普魯士權貴們也決不會把組織政府的權力授予這兩個政黨的其中任何一個的。
何況，從布呂寧(Heinrich Bruening，此人在一戰期間正是德國陸軍突擊隊的一員，他之所以被興登堡挑中，其背景正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不是因爲資本主義議會政治的一般原則即多數黨原則)政府起，德國政府已經不再依靠議會中的投票而運行，而是依靠興登堡根據魏瑪憲法第48條頒佈的行政命令運行。也就是說，當時的德國政治，即使在形式上都已經不再按照議會政治的規則運行。納粹也好，德國共產黨或者任何一個其它德國政黨也罷，能否上臺執政，和其所獲得的選票數量都沒有直接關係。毋寧說，在日思夜想復辟的普魯士權貴仍然掌控着魏瑪政治高層的情況下，他們的“選擇”毫無疑問地只能在右翼中進行，也就是說是在德國國家人民黨和納粹之間進行。因爲到了這個時候，普魯士老權貴們的“訴求”除了克服經濟危機之外，就是要消滅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亦即魏瑪共和國、德國共產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這個任務顯然不能交給右翼之外的政黨。這樣一種情況下，只要納粹的選票比其它所有右翼政黨的選票多，證明其擁有“社會基礎”，它就可以受到普魯士權貴們的青睞。而這也正是實際發生的。
就具體過程而言，則是這樣的。一開始的時候德國資產階級對布呂寧政府寄予厚望，不過由於布呂寧政府仍然依賴社會民主黨在議會中的容忍，雖然他採取了增稅、削減社會福利、大幅度裁減政府僱員並削減剩餘僱員的工資等措施，但這些措施並沒有滿足德國資產階級的期望，德國資產階級很快對布呂寧感到了失望。這個時候，德國資產階級轉向了巴本(Papen)。正是巴本把納粹引入了德國的實際政治活動，亦即把納粹“推薦”給普魯士統治階級特別是興登堡。這個過程中，德國社會民主黨並沒有被普魯士權貴們和德國資產階級忘記，他們的耿耿忠心再一次得到了應有的報答。這一次普魯士權貴們瞄準的目標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執政的普魯士邦政府。1932年6月，興登堡把普魯士邦政府的總理從社會民主黨的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換成了巴本。當時的德國憲法法院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提出的訴訟置之不理。1932年8月，巴本、施萊歇爾和希特勒之間就納粹黨進入政府展開了第一次談判，但無果而終。1932年11月的議會選舉之後，德國總理換成了施萊歇爾。可是危機並沒有因此解除。在1933年1月，巴本和希特勒之間再一次開展了祕密談判，在各有所求的情況下，1933年1月20日，希特勒被興登堡任命爲德國總理。
納粹上臺了，普魯士老權貴們彈冠相慶之後，很快就一個接一個地發出了末日的哀鳴直到他們和納粹一起覆滅，納粹德國資產階級也從工人單位工資的下降和軍事訂貨，以及納粹集中營的奴隸勞動中得到了他們想要的一切。希特勒兌現了他於1932年在杜塞爾多夫的工業俱樂部演講中所做的保證。當然，納粹的影響並不限於德國，事實上，全歐洲的右翼、保守派、天主教徒們也陸續在納粹的旗幟下聚集起來了。納粹的傳播並不限於歐洲，而是遠及東亞地區和北美。在日後的歲月裏，納粹將把德國和整個世界帶入血泊中，也會讓扶植自己上臺的普魯士權貴們遭受滅頂之災。回首德國納粹上臺的過程，納粹的性質，以及它在政治光譜上的位置已經不成爲問題。我們不得不說，德國納粹是完全有可能被扼殺在襁褓裏，或者被扼殺在萌芽狀態的。或者進一步地說，納粹是對普魯士統治階級乃至社會民主黨鎮壓德國革命的“報復”。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不是爲了感傷，而是爲了讓歷史昭示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