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8月18日報道 香港亞洲時報在線8月5日發表題爲《一位已經被人們遺忘的日本記者改變了二戰的走向嗎?》的文章，作者爲道格·鶴岡，編譯如下：
大多數歷史學家都贊同二戰第一個真正的轉折點發生在1941年12月，當時朱可夫元帥領導的蘇聯紅軍粉碎了包圍莫斯科的德軍防線，從而擊潰了對於這座城市的圍攻。
在本月全世界慶祝日本投降和二戰結束70週年之際，應當銘記令朱可夫能夠將急需的軍事力量轉移到莫斯科的至關重要的情報來自於一位現在已經被人們遺忘了的日本記者——尾崎秀實。
尾崎秀實是日本的一名報社記者，也是蘇聯王牌間諜理查德·佐爾格領導的傳奇的東京間諜組織的關鍵成員。
佐爾格最著名的功績包括提前告知斯大林日軍將襲擊珍珠港的消息——這個情報被他的克里姆林宮老闆忽略了。但是，可以說，他在這場戰爭期間所傳遞的最重要的情報是：據可靠消息人士證實，日軍不會通過在蘇聯開放第二戰場來緩解德國的壓力。這份情報令朱可夫能夠將其久經沙場的士兵和裝備重新部署到莫斯科。關於日本將採取何種行動的最後證實，來自於尾崎秀實。
傳奇身世
撰寫二戰情報戰史的前美國外交官鮑勃·伯金說：“如果說有一份情報改變了二戰軌跡的話，那就是佐爾格向莫斯科提供的日軍不會入侵俄羅斯的報告。佐爾格的間諜組織——以及尾崎秀實在其中的角色——或許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間諜故事。”
尾崎秀實和佐爾格都因爲間諜罪被日本當局逮捕並被絞死。但是尾崎是唯一在二戰中因爲叛國罪被處決的日本平民。
1901年5月1日，尾崎生於岐阜縣的白河。他降生在一箇舊式的武士家庭，但他父親是一個幾乎身無分文的記者。在他幼年時，隨家遷往日本當時的新殖民地臺灣。正是在這裏，易衝動和思想開放的尾崎逐漸熟悉了中國文化，並感到作爲這個島嶼統治階層一員的尷尬。
日本問題專家查莫斯·約翰遜1990年的傳記作品《叛國實例：尾崎秀實和佐爾格的間諜組織》中記載了一段尾崎的話：“我與統治階級的關聯在我面前以日常生活具體現實的形式展開。這種經歷後來引起了我對於民族解放問題異乎尋常的興趣，也令我有機會深入瞭解中國問題。”
1922年尾崎回到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習法律。但是他很快就退學，並且投身於共產黨的活動之中。他信仰馬克思主義和與日本政府對立是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後，當時他看到當地警察和官員煽動不理智的暴民，最終導致東京的6000多名朝鮮居民被殺戮。
這位年輕的激進分子追隨自己父親的足跡成爲一名記者。1926年，他被《朝日新聞》僱用，並且很快撰寫了關於弗拉基米爾·列寧和約瑟夫·斯大林的報道。1928年《朝日新聞》將他派往上海，在那裏他與左派美國記者阿格尼絲·斯梅德利成爲好友。尾崎也開始爲這座城市中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祕密提供幫助。
決定性會面
斯梅德利在佐爾格某次來到中國時將尾崎介紹給了他。羅伯特·懷曼在其1996年的著作《斯大林的間諜》中寫道：佐爾格問斯梅德利，“你能給我介紹一個能夠幫助我增加關於日本對華政策知識的日本人嗎?”斯梅德利就把尾崎介紹給了自己當時的情人佐爾格。
二人一拍即合。懷曼如是描寫這兩個男人之間的化學反應：“尾崎非常友好，風趣，樂於助人。他們認識到彼此的心智能力，而且不久就發現了共同的興趣愛好。”
尾崎加入了佐爾格的組織。在爲蘇聯軍方間諜機構工作的佐爾格後來僞裝成一名親納粹的記者被派往東京之後，這二人在日本展開了合作。組織的其他主要成員包括沖繩縣人宮城與南斯拉夫人布蘭科·武凱利奇和德國電報員馬克斯·克勞森。
尾崎在被捕後說：“可以說，事實上遇到阿格尼絲·斯梅德利和理查德·佐爾格是我的宿命。正是遇到了這些人，才最終決定了我的人生路徑。”
佐爾格是一名傑出的間諜，而且富有勇氣。但是他對於日本幾乎一無所知。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對他來說如同密碼一般。尾崎幫助他了解了日本，而且正是這個健談的日本記者招募了其他日本人，組成這個組織在日本的反軍國主義中堅力量。
如果沒有尾崎幫助佐爾格(既不能講也不能讀日文)進入日本政府最內部的圈子，佐爾格是否還能取得成功就不得而知了。
作爲一名重要的中國問題專家，尾崎憑藉自己獨有的魅力成爲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和其他官員的顧問和親信。他與近衛文麿及其小圈子在東京的近衛府邸定期舉行會面。正是在這裏，尾崎獲得了關於日本對於亞洲大陸的軍事戰略和政策的關鍵性情報。
代號“奧托”的尾崎和代號“喬”的宮城承擔了在日本、滿洲和亞洲其他地區報告日軍行動的危險任務。他們還負責證實佐爾格從德國外交官處獲得的情報。
爲信仰赴死
尾崎是一位在對抗軸心國的戰鬥中選擇了自己立場的忠實信徒。
在被處決之前不久，尾崎對一名訪客說：“我願意作爲一名共產主義者壯麗赴死。我沒有什麼好後悔的，而且我完全準備好了。”
1941年8月底，尾崎以參加日本南滿鐵路公司在大連舉行的一次會議爲藉口來到日本佔領的“滿洲國”。他的真實目的是覈實日本關東軍的部署，以證實他們是否準備入侵西伯利亞。他還蒐集了關於日本陸軍和海軍庫存油數量的數據以尋找關於軍隊部署的線索。
尾崎很快帶着“拼圖的最後一塊”回到東京。佐爾格當時在日記中回憶尾崎對他說：“危險已經解除。”日本人正在從“滿洲國”撤軍，而且並沒有將其他軍隊自中國向北方調動。一場對於蘇聯東部前線的入侵顯然並沒有在醞釀中。所有跡象都表明，日本將向南——對荷屬東印度羣島和新加坡——進行打擊。
伯金在接受亞洲時報在線採訪時說：“這起案例中真正的間諜是尾崎。”
“尾崎的所作所爲以及他所採取的方式無疑應當獲得大量的讚譽，或許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他來到佐爾格身邊時，並非是一個已經在恰當位置的線人，而是一個局外人。正是通過他孤注一擲的努力，才令自己躋身於日本政府的最上層，並且成爲日本首相的一名心腹。這是所有間諜都夢寐以求的事，但是幾乎從沒有人實現過。”
